如上所述，音乐的形式首先是卓越的建筑在节奏一边——从音乐和舞蹈的密切关系，我们可以完全理解这个事实。另一方面，调和，只是缓慢而无一定地发展着。在狩猎民族的音乐里，音的高度是摇动的，音程也是全不固定的。那么人类怎么会达到固定音律的形成呢？革尼叫我们注意这种事实，就是我们想把我们深切感觉的心情，严肃而郑重地表现出来的时候，我们就要加强我们声音的共鸣而逼近于音乐的调子；又为增强共鸣起见，我们本能地会选择那最不使我们的声音紧张和疲劳的几个音，我们的发音器官不知不觉地会保持着狭小范围以内的高度；所以我们自然趋向于单调方面。另一方面，泰罗尔（Tylor）推定最初的精确的音律是由乐器的使用而形成的：“最简单的音律中的一种是被最早的乐器，喇叭，引起注意。我们所见到的这种喇叭粗陋形式的一例，是南美洲及非洲的森林种族所吹奏的用木料或树皮做成的一种长管。一个喇叭……可以发出“普通和弦”的连续的音，如c、e、g、c等……。这种自然的音律，就其所发的音来说，完全包含音乐的诸音程中最重要的八度、五度、四度、三度等音程。”关于原始器乐的知识我们太缺少了，这是很可惜的；然而我们从种种记载上可以推知那些使用完成到最高级乐器的布须曼人，也有最确定的“音程”，虽则那些音程和我们的不一致。只是我们不要忘记利希顿斯泰恩曾经明白的说过，布须曼人在他们的乐器上所奏出的音程并不是他们的特殊的乐器所特有的。我们在这里所引用的都还不过是假定，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是否能够进展到假定范围以外，还不能断言。不过，这些假定，已经够使我们更加明了乐音最初期的发展。达尔文的臆说，还只涉及自动和被动的音乐能力的发展，不曾涉及它的起源；它举出已知的事实，只是想说明那能力的保存和长进。在他的理论中，至少照我们所见到的来说，对于音乐的特殊功能还是没有使人满意的定论。达尔文实际相信音乐效能的特性，那是他在被引起的感情的力量和不定性中见到了的，可以依据下面的假定来说明：“由遗传的联想之精深的原理，乐音……大约会模糊不定地唤起了久远以前的强烈感情。”但是我们对于所谓“遗传的联想之精深的原理”的观念极不完备，所以我们不得不认达尔文的说明，至少在现在，还是完全和音乐本身的魅力问题一样的不明白。我们除了依照音乐表现给我们的魅力，——就是他的本性上无比的情绪运动以外，另外没有方法可以解释这个问题。革尼说：“音乐的第一种特性，就它的效果的首尾（alphaandomega）而言，是这样的：它从我们引起一种不能再容其他任何情绪境界的强有力的情绪境界。就一般所能形容的来说：这种情绪境界好像是各种强烈情绪的混合物；它已经完全变成了新的经验，无法把它分成各个单一因子；因为欢悦、亲爱、憧憬、苦恼、安慰、弛缓、紧张等等——凡有一切好象都在它的里面露过一面。可是最后结果完全不是紊乱和恍惚的。或者我们不如说：那里本来是有我们想由那样关系探求说明的种种因子在里面，但当我们想要试行分析的时候，却对于我们的知识变成不明了了，实际，美是有那明白而且分明的形式上所特有的统一和个性的。当我们认为音乐的根本效能不大不小地就是音乐的效能的时候，我们不会否认音乐在某种程度上也能表现出音乐以外的情绪和心境。音乐应付这种情形有种种的手段。我们这里所要讲到的，只是在原始音乐中特别引起我们注意的——节奏的运动。腓赫纳（FechnAer）曾经很确当地说过，音乐唤起类似实际的心情的倾向和关联，在其最主要的各点上，恰和人的声音和动作自动地表现同样心情的方式，在音乐工具和人体器官各别的适应之下所可能的范围内相当。喜乐有另外的一种速率（tempo）和另外一种节奏，跟哀乐不同，而这同样的不同并且也显现在声音和动作中喜悦和悲哀的适当的表现之间。”虽然澳洲人的挽歌是缓慢而延长的，但“当他们在喜、怒或渴望中歌唱的时候，他们情感愈兴奋，歌唱就愈来得快，在愤怒的时候，唱得更加快。”腓赫纳又继续说，我们不必设想以为要由音乐引起任何特殊的心情，必须我们想起先前那种心情的表现，倒是似乎由于音乐在我们内心引起的情绪的搏动，和那些跟我们自发的心情自然结合着的情绪的搏动同调，所以会有那样心情的一致。最后他又补充说：“因为我们心情的自动表现，实质上不是旋律的或调和的，我们所以少有理由依赖这样一种表现的回想来构成音乐里的旋律和调和的印象。”音乐在音乐以外的表现上的能力，就在最有望的时候也是很有限的，在这一点上，这种艺术决不能和其他艺术，如同绘画、雕刻或诗歌等，相比拟。所以由音乐的极薄弱的表现能力以推论极有力的音乐的感情效果，完全是头足倒置。可是倘使音乐还能够——即使是不充分地——表现出音乐以外的感情，那它自然就能够鼓动音乐以外的感情。正如腓赫纳所说：“它能够震动人类心灵的全部。”并且常常那样深刻而又广泛地影响着人们的一生。“据说当宗教改革时代，全人民都唱得煽起对于新信仰的热诚来，许多敌视路得（Luther）之名的人都被那简单而动人的新教的赞美诗所感动而皈依了他的教义。”又如“有些斯拉夫民族的最初的改变宗教，是受俾臧兴教会（ByzantineChurch）圣曲的影响。”凡此种种，都是说明音乐有鼓舞勇武精神的力量。路得的有力的战歌——其旋律大踏步向前进，正如军士衔枚赴敌，——曾经屡次引导德国军队攻击而战胜；马赛曲的雄壮的声音曾经唤起青年法兰西共和国的市民武装起来跟欧洲的半壁争雄。从来没有一个军队可以缺少军乐的。据达尔文的学说，音乐是作为引诱异性的工具而受原始的栽培。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发见它在最低文化阶段里大致用在这个目的上的音乐。但是这种希望并不如意。至少我们寻找不出一个简单报告承认这种论断，就是有过什么一种形式的音乐在最低文化的阶段中专为促进性的交际而演奏。在另一方面，狩猎民族也和文明国民一样，充分认识音乐在军事上的价值。澳洲人在战争的前夜常常唱野性的歌以激发他们的勇气。巴克利（Buckley）说：“在战争开始之前，有一个男子来到一队兵士之前，唱歌而又跳舞。”托马斯所眼见的战争也是用跳舞开场。然而，音乐在军事上的意义，在最低的文化阶段里到底是很有限的；因为战争在“野蛮的”狩猎部落的生活中，并不是什么一件大不了的事。原始音乐大致用为跳舞的伴奏。鼓声和歌声给予跳舞者以拍子，他们依照这种拍子表演他们的动作。关于这一点，我们前面以为属于舞蹈的社会影响的大部分，的确也是属于音乐的。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影响的主要部分应当归功于节奏，或者不是特别存在音乐中的要素。节奏似乎甚至在希腊的音乐中也占着超越的地位；所以我们现在可以了解柏拉图为什么会认音乐在他的理想国的公民教育中非常的重要。还有，在大多数音乐独立出现的情境中，音乐大概只是发生音乐本身的快感。布须曼人每次谛听他的“歌拉”的声音能够连续到几点钟之久，除了为他自己的快感而奏出的连续不断的声音之外，不再注意其他任何事情。澳洲人通常只是自己唱给自己听；我们实在一点也不知道我们可以假定他们从音乐获得了音乐的享乐以外还有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