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瓘善草书，时人谓瓘得伯英之筋，犹未言骨，卫夫人《笔阵图》乃始以“多骨丰筋”并言之。至范文正《祭石曼卿文》有“颜筋柳骨”之语，而筋骨之辨愈明矣。
书少骨则致诮墨猪。然骨之所尚，又在不枯不露。不然，如髑髅固非少骨者也。
骨力形势，书家所宜并讲。必欲识所尤重，则唐太宗已言之，曰：“求其骨力，而形势自生。”书要兼备阴阳二气。大凡沈着屈郁，阴也；奇拔豪达，阳也。
高韵深情，坚质浩气，缺一不可以为书。
凡论书气，以士气为上。若妇气、兵气、村气、市气、匠气、腐气、伧气、俳气、江湖气、门客气、酒肉气、蔬笋气，皆士之弃也。书要力实而气空。然求空必于其实，未有不透纸而能离纸者也。
书要心思微，魄力大。微者条理于字中，大者旁礴乎字外。
笔画少处，力量要足以当多；瘦处，力量要足以当肥。信得“多少”、“肥瘦”形异而实同，则书进矣。
司空表圣之《二十四诗品》，其有益于书也，过于庾子慎之《书品》。盖庾《品》只为古人标次第，司空《品》足为一己陶胸次也。此惟深于书而不狃于书者知之。
书与画异形而同品。画之意象变化，不可胜穷，约之，不出神、能、逸、妙四品而已。
论书者曰“苍”，曰“雄”，曰“秀”，余谓更当益一“深”字。凡苍而涉于老秃，雄而失于粗疏，秀而入于轻靡者，不深故也。
灵和殿前之柳，令人生爱；孔明庙前之柏，令人起敬。以此论书，取姿致何如尚气格耶？
学书者始由不工求工，继由工求不工。不工者，工之极也。《庄子·山木篇》曰：“既雕既琢，复归于朴。”善夫！
怪石以丑为美，丑到极处，便是美到极处。一“丑”字中，邱壑未易尽言。俗书非务为妍美，则故托丑拙。美丑不同，其为为人之见一也。
书家同一尚熟，而熟有精粗深浅之别，惟能用生为熟，熟乃可贵。自世以轻俗滑易当之，而真熟亡矣。
书非使人爱之为难，而不求人爱之为难。盖有欲无欲，书之所以别人天也。
学书者务益不如务损，其实损即是益。如去寒去俗之类，去得尽，非益而何？书要有为，又要无为，脱略、安排俱不是。
《洛书》为书所托始。《洛书》之用，五行而已；五行之性，五常而已。故书虽学于古人，实取诸性而自足者也。书，阴阳刚柔不可偏陂。大抵以合于《虞书》“九德”为尚。
扬子以书为心画，故书也者，心学也。心不若人，而欲书之过人，其勤而无所也宜矣。
写字者，写志也。故张长史授颜鲁公曰：“非志士高人，讵可与言要妙！”
宋画史解衣盘礴，张旭脱帽露顶，不知者以为肆志，知者服其用志不纷。笔性墨情，皆以其人之性情为本。是则理性情者，书之首务也。
钟繇笔法曰：“笔迹者，界也；流美者，人也。”右军《兰亭序》言“因寄所托”，“取诸怀抱”，似亦隐寓书旨。
张融云：“非恨臣无二王法，恨二王无臣法。”余谓但观此言，便知其善学二王。傥所谓见过于师，仅堪传授者耶？
唐太宗论书曰：“吾之所为，皆先作意，是以果能成。”虞世南作《笔髓》，其一为《辨意》。盖书虽重法，然意乃法之所受命也。
东坡论吴道子画“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推之于书，但尚法度与豪放，而无新意妙理，末矣。学书通于学仙，炼神最上，炼气次之，炼形又次之。
书贵入神，而神有我神、他神之别。入他神者，我化为古也；入我神者，古化为我也。
观人于书，莫如观其行草。东坡论传神，谓“具衣冠坐，敛容自持，则不复见其天。”《庄子·列御寇》篇云：“醉之以酒而观其则”，皆此意也。
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贤哲之书温醇，俊雄之书沈毅，畸士之书历落，才子之书秀颖。书可观识。笔法字体，彼此取舍各殊，识之高下存焉矣。
揖让骑射，两人各善其一，不如并于一人。故书以才度相兼为上。
书尚清而厚，清厚要必本于心行。不然，书虽幸免薄浊，亦但为他人写照而已。
书当造乎自然。蔡中郎但谓书肇于自然，此立天定人，尚未及乎由人复天也。
学书者有二观：曰观物，曰观我。观物以类情，观我以通德。如是则书之前后莫非书也，而书之时可知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