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吉人、开先、季超，皆习于赌，家资荡尽。而季超尤甚，始则绒袍红履，继而鹑衣百结，无复人形矣。一为盛覃右，新市人。崇祯十四年余馆于王与卿家，与覃右近邻也，而拜之。见其衣服丽都，左右皆俊仆。两母舅时在其家，一王廷梅布政，一王廷柏主事。而覃右为余言，乃岳沈犹龙，旧福建抚升广督，舆卫之盛，拟于王者。覃右从广归，故述之甚详，余心艳之。不数年，覃右酷好摴蒲，无分昼夜，田宅不已，而加叹（按：俗于出售田亩房屋后，尚可向买主商索加价。加一次，出一添契，加至再三，无法再加时，则为绝契，亦称叹契。）随之；墓木不已，而加叹随之。至顺治十六年，余馆于叶起渊家，见覃右同二王路至，白衣草履，秽不可言。起渊犹向余曰，此衣不知假之何人。旧冬天寒，覃右犹着夏衣，而内夹一纩，止可覆背。故以豆二斗与之，托陈抡甫携去，而抡甫复以赌账除割。一为陆君宁之子右梁。君宁由岁贡，任温州别驾。父和叔即富于财，号十万，为新镇北石桥之冠。鼎革后，君宁与上海令离肖泉为难破家，然犹称素封也。伊子右梁，专习赌博，一掷数千金。至康熙元年，时值岁歉，日餍糟糠，以致偏房为人乳母度活。三姓皆余所目睹其盛褒。家有子弟，听其习赌，虽资累千万，有何用哉！
余生长青村，具知盛衰之由。自十余岁以至成立时，文风大盛。凡有子弟者，无不令其读书。每遇试期，应童子试者，五六十人。因具呈于青浦令朱锡元，另立青村一案，以比南邑之附于上海也。每府取十余人，至院试，则并青南两案，送入金山卫考。
从此子衿日盛，而海滨称文墨之区，必以青村为首矣。其时家室之富者，如王、如钱、如陈。在倭变已不可考。即明神宗时，有蒋少屏、张葵宝、曾念默公，俱拥资巨万，亦皆零落。而青村人犹不至大困者，则有三大利存焉。其一为军储之利。军有月粮，选锋有口、月二粮，又有五风汛银米，共万余石，以赡一城之命者以此。
一为开海之利。青村海船虽远不及柘林，约共五六十艘。一日两潮，大鱼则数十金计，小鱼亦以两计。无船者则肩挑贩卖。亦有沿途捕鱼，不用舟楫。展转获利，以赡一城之命。一为结网之利。内河则有缯网、打网，为利尚微。外洋则有希网、长网、拖网。男女无田可种者，皆习此业，且为利数倍于田。每见家有四壁，则数十人聚焉。自朝至暮，拮据不休，彼此谈笑，以消永日。勤俭者铢积寸累，以结网而至千金数百金者，比比然也。自鼎革后，旧军俱无。则除折价之外，又去实米数千石，而城大困。再因郑成功为乱，海中严禁，寸极不入，而城大困。海禁则网无所用，而男不善耕，女不善织，有衣食之累，失度命之源，而城大困。兼之吏尚王永吉，世袭屯军，曾被军官之辱。荆立明季武职，舍人运粮。于是如李、如尚、如沈，相继破家，人尽逃亡。读书之家，百不得一。有志者皆入武庠，其祖父之善良者皆为马兵，数殆无算。盖穷困相迫，鹿不择荫，理固宜然。而青人之贫而志短，于此聊见一斑矣。
康熙二年，提台梁公大招兵卒。青村投兵者约三四百人，而城为之空。是年黄豆价止七钱，米肉俱贱，而人无生路，俱往食粮。本朝兵饷极厚，大兵每月银一两八钱，又米三斗，小兵减半，亦可足一岁之用。于是人争趋之，皆以不得与为恨矣。武进士施天舍、监生子李与吉、生员子李素具，无不投营。青村之移家于郡中者约二百余家，城为之空，大可异也。
崇祯十一年，海中起三大鱼。一鱼长五十四丈，青村数千人割其肉。金山起两大鱼，南邑亦起一大鱼，长俱相似。十三年蝗灾，十四年大荒，松郡饥死者数千人。又申酉两载，备遭离乱。
康熙元年，以绅衿拖欠钱粮迟久方纳，共奏销去苏、松、常、镇四府进士举人贡监生员，共一万三千零。余亦在奏销之内。青浦儒册，为叶振翁乃郎企仲所立，分毫无欠。上海为方云友所立，欠白银八两有余，所赔不过三十金，而前程已为之坏矣。清查旧欠，当年奏销，官儒钱粮，俱取足于未有租税之先，而大户皆窘。且其东土无米，豆复歉收，每石止粜银七钱。欲卖田完粮，每亩止银一两，百无一应者。华亭皆然，而上海尤甚。上海立册，有以儒户免本年之役者，有地棍借儒户射利且以拖欠钱粮者，儒户所得不及六七金，而地棍苛索于民，有五六倍之得。此风六学（按：松江有府学、华亭县学、金山卫学、娄县学、上海县学、青浦县学）皆然，而上洋尤甚。非门役即无赖生员，与图伯为之。自朝廷大加诛求，新旧白银，完足无余，复有赔偿子衿之苦，而地棍方知法律，不敢复为非分之望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