窦融与五郡太守还京师，官属宾客转毂千余两。融至，上凉州牧、张掖属国都尉、安丰侯印绶。上遣使还侯印绶，引见就诸侯位，赏赐恩宠倾京师。以梁
统为太中大夫。数月，拜窦融为冀州牧，俄拜大司空。融以非国家旧臣，而爵位与吴公并〔一〕，每朝会进见，辞礼甚恭，上愈亲厚之。融久不自安，数辞让爵位，
因侍中金迁口达至诚。又上疏曰：“臣融年五十三，有子年十五，质性顽钝。臣朝夕教以经艺，不得令见天文、谶记。诚欲令肃恭畏事，恂恂修道，不愿其才能，何
况乃当传以连城王侯故国哉？”每请间求见，上辄不许。融尝罢朝，逡巡席后。上知融欲让，使左右扶出之。他日将会，先诏融曰：“曩者知公欲让，今相见宜论他
事，勿复言。”其殷勤若此。
〔一〕吴公，吴汉也。时任大司马，故称公。
梁统在朝，数言便宜。上书陈法令轻重，宜遵旧典〔一〕，曰：“臣闻人君之道，仁义为主，仁者爱人，义者治理，爱人故为之除残，治理则为之去乱。
是以五帝有流殛之诛〔二〕，三王有大辟之刑，〔三〕所以经世教民，除残去乱也。故孔子曰：‘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四〕高帝受命，奄有天下，制法定
律，传之后也，不易之科也。文帝宽柔，省去肉刑，他皆率由旧章，几致刑措。武帝因资财富，多出兵，命将征伐远方，军没民疲，豪杰犯禁，故增其二科，〔五〕
惩不尽节。宣帝聪明，亲览万机，臣下奉宪，不失绳墨。元帝法令，少所改更，而天下称治。至于成帝继体，哀、平即位日浅，丞相嘉等猥以数年之间，亏除先帝旧
律百有余事〔六〕，咸不厌人心，尤妨政事。伏见陛下，权时拨乱，博施济民，功逾文、武，德侔高皇，而反循季世末节，袭秉衰微之轨，非所以还初反本，据元更
始也。愿陛下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定不易之典，垂无穷之制，天下幸甚。”
〔一〕范书梁统传未明言上疏年月，而杜林传及通鉴均作“建武十四年”，与此异。
〔二〕唐虞时，流共工，殛鲧也。
〔三〕大辟，死刑也。
〔四〕见易系辞。
〔五〕
汉书刑法志曰：孝武之时，招进张汤、赵禹之属，条定法令，作见知故纵、监临部主之法，缓深故之罪，急纵出之诛。师古曰：“见知人犯法不举告为故纵，而所监临部主有罪并连坐也。”此即所谓新增二科。
〔六〕李贤曰：“按嘉传及刑法志并无此事，统与嘉时代相接，所引固不妄矣，但班固略而不载也。”惠栋曰：“东观记载统奏曰：‘元帝法律
少所改更，孝成、孝哀即位日浅，听断尚寡，丞相王嘉等，猥以数年之间，亏除先帝旧约定令断律，凡百余事。’云云。统言王嘉等，明不专指嘉也。何焯以嘉为相
不过二期，安得数年之间，亏除旧律，盖考之未审也。”按惠栋所引奏文，乃袁纪之文，非东观记也。东观记梁统传曰：“统疏称：元帝初元五年，轻殊死刑三十四
事，哀帝建平元年，轻殊死刑八十一事，其四十二事手杀人者减死一等。”惠栋曰“不专指嘉”，是也，东观记之文是有力证明。
事下公卿，光禄勋杜林谏曰：“夫人情挫辱则节义之心损，刑网繁密则苟免之行生。圣帝明王知其如此，故深识远虑，动居其厚。故汤去三面之网
〔一〕，易着三驱之义〔二〕，所以德刑参用而示民有耻。汉德宽厚，民无二心，军士左袒，乐为刘氏〔三〕，多恩之所致也。至其后世，不能以德而勤于法，故有
吹毛求疵，诋欺无限；桃李之馈，集以成事。于是家无全行，国无廉夫，上下相循，法不能正，而仁义之风替矣。陛下览得失之要，深知其原，故破觚为圆，建斫为
朴〔四〕。法简易遵，网疏易从，海内颂政，不胜其喜，宜如旧制。”上从林议。
〔一〕史记殷本纪曰：“汤出，见野张网四面，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网。’汤曰：
‘嘻，尽之矣！’乃去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网。’诸侯闻之，曰：‘汤德至矣，及禽兽。’”
〔二〕易比卦曰：“王用三驱，失前禽。”疏曰：“三度驱禽而射之也。”
〔三〕史记吕太后本纪曰：吕太后死，周勃入北军，行令军中曰：“为吕氏右袒，为刘氏左袒。”军中皆左袒为刘氏。
〔四〕“建斫”，史记及范书均作“斫雕”，袁纪恐误。
统徙封陵乡侯，出为九江太守，治甚有迹，吏民畏爱之。统有子九人，而松最知名。次竦，弱冠能教授，善属文。
袁宏曰：自古在昔，有治之始，圣人顺人心以济乱，因去乱以立法。故济乱所以为安，而兆众仰其德。立法所以成治，而民氓悦其理。是以有法有
理，以通乎乐治之心，而顺人物之情者。岂可使法逆人心，而可使众兆仰德，治与法违，而可使民氓悦服哉！由是言之，资大顺以临民，上古之道也。通分理以统物，不易之数也。
降逮中世，政繁民弊。牧之者忘简易之可以致治，御之者忽逆顺之所以为理，遂隳先王之大务，营一时之私议。于是乎变诈攻夺之事兴，而巧伪奸吏
之俗长矣。陵迟至于战国，商鞅设连坐之令以治秦〔一〕，韩非论捐灰之禁以教国〔二〕。而修之者不足以济一时，持之者不能以经易世。何则？彼诚任一切之权
利，而不通分理之至数也。
〔一〕史记商君列传曰：“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
〔二〕韩非子内储说上曰：“殷之法刑弃灰于街者，子贡以为重，问之仲尼，仲尼曰：‘
知治之道也。夫弃灰于街必掩人，掩人人必怒，怒则斗，斗必三族相残也。此残三族之道也，虽刑之可也。且夫重罚者，人之所恶也，而无弃灰，人之所易也。使人
行之所易，而无离所恶，此治之道。’”又曰：“一日。殷之法，弃灰于公道者断其手，子贡曰：‘弃灰之罪轻，断手之罚重，古人何太毅也？’曰：‘无弃灰所易
也，断手所恶也，行所易不关所恶，古人以为易，故行之。’”
故论法治之大体，必以圣人为准格；圣人之所务，必以大道通其法。考之上世，则如彼；论之末世，则如此。然则非理分而可以成治者，未之闻也。
若乃变诈攻夺之事兴，而饰智谋权册以胜之；巧伪奸利之俗长，而设禁网陷阱以饵之；患时世之莫从，悬财赏行罚以驱之；毒为下之讦逆，厚威网杀伐以服之。斯所
谓势〔利〕（力）苟合之末事〔一〕，焉可论之以治哉？先王则不然，匡其变夺，则去其所事；救其巧伪，则塞其淫情。人心安乐，乃济其难以悦之，又何不从之有
焉？人情恶侵，则正其分以齐之，又何讦逆之有焉？推此以治，则虽愚悖凶戾者，其于身也，犹知法治所以使之得所而安其性者也。故或犯治逆顺乱伦反性者，皆众
之所疾，而法之所以加。是警一人而千万人悦，则法理之分得也。夫然，则上下安和，天下悦服，又何论于法逆于理，理与法违哉？
〔一〕据黄本、南监本改。
后汉光武皇帝纪七卷第七
十三年（丁酉、三七）
春正月戊子，诏曰：“往年敕郡国，勿因计吏有所进献，今故未止，非徒劳役，道途所过未免烦费。已敕太官勿复
受。其远方食物乘舆口实可以荐宗庙者，即如旧制。”时有献善马，日行千里，宝剑直百金。马以驾鼓车，剑以赐骑士。上雅性不喜听音乐〔一〕，手不持珠玉，征
伐常乘革车用事而已。及公孙述平，传送鼓师葆车〔二〕，然后乘舆器服渐备物焉。
〔一〕
东观记曰：“召谭，拜议郎给事中。上每宴辄令鼓琴，好其繁声。”袁纪上文亦同。则光武未尝不喜听音乐也。乃国家草创，百废待兴，未敢纵情欲，故经宋弘谏止，即不复令桓谭给事中也。
〔二〕按东观记、范书“鼓师”均作“瞽师”。李贤曰：“瞽，无目之人也。为乐师，取其无所见，于音声审也。”瞽通鼓，释名释疾病曰：“
瞽，鼓也，瞑瞑然目平合如鼓皮也。”
二月，马武军下曲阳，以备胡寇。
丁亥，太原王章为齐公，鲁王兴为鲁公〔一〕。
〔一〕乃依朱佑“古者人臣受封，不加王爵”之奏，改诸王为公。又按二月庚寅朔，无丁亥。范书光武帝纪作“丁巳”，是。
五月，殷绍嘉公为宋公，周承休公为卫公〔一〕。徙邓禹为高密侯，食四县。上以禹功大，封弟宽为明亲侯，禹以特进奉朝请。
〔一〕改封宋、卫二公，范书作二月庚午日事。按二月无庚午，当系三月事，疑袁纪“五”系“三”之讹。又范书邓禹徙封作四月事，时功臣增邑更封，凡三六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