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汪文台七家后汉书所辑华峤书李通传作“字文元”。汪注曰引自初学记卷十一、北堂书钞卷五十一（以下简称书钞）。今按：初学记作“
文元”，而书钞所引实出卷五十二。明陈禹谟本脱“字文元”三字，清孔广陶影刻宋钞本则作“字次元”，与袁纪同。恐当作“
次元”为是。又东观记光武帝纪曰：“宛大姓李伯玉从弟轶，数遣客求帝。”据此则通又字伯玉。然袁纪曰通有兄倏”，故字不当称“伯”，作“伯玉”亦恐误。
〔二〕李贤曰：“平帝五年，王莽摄政，郡国置宗师以主宗室，盖特尊之，故曰宗卿师也。”胡三省曰：“余按莽置宗师，主汉宗室耳。此宗卿师，莽篡时所置也。”胡说是。
〔三〕范书李通传作“身长九尺”。
〔四〕据范书本传，通曾任五威将军从事，出补巫丞。
〔五〕佚通逸，荀子尧问篇曰：“舍佚而为劳。”
〔六〕
范书光武纪曰：“光武避吏新野，因卖谷于宛。”注云“续汉书曰：‘伯升宾客劫人，上避吏于新野邓晨家。’东观记曰：‘时南阳旱饥，而上田独收。’”常即尝，古通用。
〔七〕按申屠臣，东观记光武纪作
“公孙臣”。范书李通传注引续汉书作“申徒臣”。又按：吴树平风俗通义佚文曰：“（申徒氏）本申屠氏，随音改为申徒氏。”则申徒臣即申屠臣。申屠一作胜
屠，见史记酷吏传索隐引风俗通。又王符潜夫论志氏姓曰：“信都者，司徒也。俗前音不正，曰信都，或曰申徒，或胜屠，然其本共一司徒耳。”据此则申徒、胜
屠、申屠，皆司徒之音转。按东观记李通传亦作“
申屠臣”，故纪作“公孙臣”，非也。
〔八〕范书李通传作“微观通”。王先谦曰：“谷梁传：‘常事曰视，非常曰观。’谓以其家重大事指示之，感动其意虑也。”按“观”，文义较“难”为长。
〔九〕东观记光武纪曰：“（李通）兄弟为帝言天下扰乱饥饿，下江兵盛，南阳豪右云扰。因具言谶文事，刘氏当复起，李氏为辅。帝殊不意，独内念李氏
富厚，父为宗卿师，语言谲诡，殊非次第；尝疾毒诸家子数犯法令，李氏家富厚，何为如是，不然诺其言。诸李遂与南阳府掾史张顺等连谋。帝深念良久，天变已
成，遂市兵弩、绛衣、赤帻。”按：张顺事迹，诸家后汉书唯此一见，录以补袁纪不足。
初，琅邪吕母之子为县长所杀。吕母家产数百金〔一〕，志欲报怨，乃治酒多买刀兵，少年随其所乏而与之。如此数岁，财产单尽，少年相与偿母。母涕
泣曰：“所以相待，非治产求利也，欲以为子报怨耳！诸君宁能相哀也？”〔二〕少年壮之，又素被恩，皆许诺。聚众数百人，母自号将军，攻县长及掾吏。既而解
掾吏曰：“诸卿无罪，唯欲报长耳。”诸吏叩头为长请。母曰：“吾子犯小罪，不当死，长杀之。杀人当死，又何请乎？”母遂手杀之，以其首祭子墓。自是莒人樊
崇〔三〕、东〔莞〕（宛）人逄安〔四〕、东海人徐宣、谢禄并为盗贼，一岁间众各数万人。王莽沐阳侯田况大破之〔五〕，遂残州郡，所过抄掠百姓。
〔一〕范书刘盆子传作“赀产数百万”。按：汉书食货志载，王莽时，“黄金重一斤，直钱万”。范书作“数百万”，乃指钱而言，实与数百金值相当。
〔二〕报怨即复雠，两汉时此风极盛。报怨以报父母之仇为主，兼及为兄弟、举主、师长、友朋复雠。参与其事者，上自天子，下至百姓，不分男女老幼，
遍及城乡僻野。甚而子孙相报，后忿深前，至于灭户殄业。两汉诸史，多有记述，此不一一论列。吕母即以报子仇为起因，而发展为农民起义。
〔三〕钮永建后汉纪校释曰：“按：刘盆子传云琅玡人樊崇起兵于莒，是樊崇非莒人也。”今按：范书刘盆子传曰：“或说崇曰：‘莒，父母之国，奈何攻之？’乃解去。”则樊崇是莒人无疑。莒属琅邪郡，故传云“琅邪人樊崇”，是泛以郡国名称代出
生地。又如逄安，东莞人，属琅邪郡，故传称“崇同郡人”。徐宣、谢禄、杨音均系临沂人，皆以所属郡称“东海人”。钮说失考。
〔四〕按范书刘盆子传注引东观记曰：“‘逄’音庞。安字少子，东莞人也。”又汉书地理志琅邪郡只有东莞县，无东宛，故据改。又“逄”原误作“逢”，据黄本迳改。
〔五〕钮永建曰：“沐阳侯，据盆子传作‘探汤侯’。李贤注云：‘王莽改北海益县曰探汤。’今考地理志，云：‘益，莽曰探阳。’三文互异。”今按：
王莽改易郡县名，多据经义。益之改名，乃封田况镇压赤眉起义军之功，其意盖本论语季氏篇之“见不善如探汤”。故作“探汤”者是。汉书地理志作“
探阳”，乃形近而讹。袁纪作“
沐阳”，则失之远矣。又按：范书刘盆子传曰：“因击王莽探汤侯田况，大破之，杀万余人，遂北入青州，所过虏掠。”又御览卷四二引郡国志曰：“东海有谢禄山。按汉书，王莽
时，东海徐宣、谢禄等击王莽将田况，大破之，曾屯兵于此，因名谢禄山。”据上二引，则袁纪“王莽沐阳侯田况”上似脱“击”字。此事通鉴略而不述，必有疑
焉。今按汉书王莽传曰：“唯翼平连率田况素果敢，发民年十八以上四万余人，授与库兵，与刻石为约，赤眉闻之，不敢入界。田况有此声威，则此前必无败绩。又
田况于天凤六年始进封为伯，则封探阳侯必在是年之后。王莽传地皇二年曰：“后况自请出界击贼，所向皆破。莽以玺书令况领青、徐二州牧事。”况所任翼平郡，
乃分北海郡而置，属青州。谢禄山在东海，属徐州。战役发生于谢禄山一带，则必系况出界击贼时事。若况一败涂地，岂能得探汤侯之封？又岂能兼领青、徐二州牧
事？则袁纪不误，范书之说不足取也。
初，崇等以困穷为贼，无攻城略地之心。结聚浸盛，乃相与为约杀人号令〔一〕。最尊者称三老，其次从事、卒〔史〕（吏）〔二〕。王莽遣平均公廉丹
〔三〕、太师王匡东击之。军至定陶，莽诏丹曰：“仓廪尽矣，府库空矣，可以怒矣，可以战矣。”丹惶恐，夜召掾冯衍，以书示之。衍因说丹曰：“张良以五世相
韩，椎秦始皇于博浪之中，勇冠乎贲、育〔四〕，名高乎泰山。将军之先，为汉信臣〔五〕。新室之兴，英俊不附。今海内溃乱，百姓涂炭，民之思汉，甚于诗人之
思邵公也，爱其甘棠，况其子孙〔六〕？民所歌舞，天必从之〔七〕。方今为将军计，莫若先据大郡，镇抚吏士，百里之内，牛酒日赐，纳雄杰之士，询忠智之谋，
兴社稷之计，除万民之害，则福流于无穷，勋着于不朽。与其军覆于中原，身分于草野，功败名灭，耻及先祖者哉？圣人转祸而为福，智士因败而为功，愿明公深计
而无与俗同。”丹不能从。进及睢阳，复说丹曰：“盖闻明者见于无形，智者虑于未萌〔八〕，况其昭哲者乎？凡患生于所忽，祸发于细微，败不可悔，时不可失。
公孙鞅曰：‘有高人之行，负非于世；有独见之虑，见疑于人。’〔九〕故信庸庸之论，破金石之策，袭当世之操，失高明之德。夫决者智之君也，疑者事之役也。
时不重至，公勿再计。”丹不听。衍，奉世曾孙也〔十〕。
〔一〕范书刘盆子传曰：“众既寖盛，乃相与为约：杀人者死，伤人者偿创。以言辞为约束，无文书、旌旗、部曲、号令。”袁纪恐有脱文。
〔二〕据刘攽东汉刊误改。又范书“卒史”下尚有“泛相称曰巨人”句。
〔三〕按汉书王莽传作“更始将军平均侯之兖州”，至攻拔无盐后，始进爵为公。袁纪下文有“进爵为公”句，此当作“平均侯”为是。
〔四〕即孟贲、夏育，皆卫国之勇士。史称贲生拔牛角，育力举千钧。
〔五〕李贤曰：“廉褒，襄武人，宣帝时为后将军，即丹之先。”又惠栋曰：“案廉范传，帝问范云：‘卿与右将军褒，大司马丹，有亲属乎？
’范对曰：‘褒，臣之曾祖。丹，臣之祖也。’案此褒乃丹之父也。”
〔六〕
邵公，周宣王时名相。曾出巡南国，舍于甘棠树下。既去，民思其德政，爱及此树，作诗以咏之。其辞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发。蔽芾甘棠，勿翦勿败，召伯所憩。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说。”见诗召南甘棠之章。
〔七〕诗小雅车辖曰：“虽无德与汝，式歌且舞。”又尚书泰誓曰：“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
〔八〕语见商君书更法篇，亦见史记商君列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