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一九○五年一月二十二日（俄历一月九日），彼得堡工人因反对开除工人和要求改善生活，带着眷属到冬宫请愿；俄皇尼古拉二世却命令士兵开枪。结果，有一千多人被击毙，两千多人受伤。这天是星期日，史称“流血的星期日”。
〔8〕“子孙绳绳”语见《诗经·大雅·抑》：“子孙绳绳，万民靡不承。”绳绳，相承不绝的样子。
“死地”〔1〕从一般人，尤其是久受异族及其奴仆鹰犬的蹂躏的中国人看来，杀人者常是胜利者，被杀者常是劣败者。而眼前的事实也确是这样。
三月十八日段政府惨杀徒手请愿的市民和学生的事，本已言语道断〔2〕，只使我们觉得所住的并非人间。但北京的所谓言论界，总算还有评论，虽然纸笔喉舌，不能使洒满府前的青年的热血逆流入体，仍复苏生转来。无非空口的呼号，和被杀的事实一同逐渐冷落。
但各种评论中，我觉得有一些比刀枪更可以惊心动魄者在。这就是几个论客，以为学生们本不应当自蹈死地〔3〕，前去送死的。倘以为徒手请愿是送死，本国的政府门前是死地，那就中国人真将死无葬身之所，除非是心悦诚服地充当奴子，“没齿而无怨言”〔4〕。
不过我还不知道中国人的大多数人的意见究竟如何。假使也这样，则岂但执政府前，便是全中国，也无一处不是死地了。
人们的苦痛是不容易相通的。因为不易相通，杀人者便以杀人为唯一要道，甚至于还当作快乐。然而也因为不容易相通，所以杀人者所显示的“死之恐怖”，仍然不能够儆戒后来，使人民永远变作牛马。历史上所记的关于改革的事，总是先仆后继者，大部分自然是由于公义，但人们的未经“死之恐怖”，即不容易为“死之恐怖”所慑，我以为也是一个很大的原因。
但我却恳切地希望：“请愿”的事，从此可以停止了。倘用了这许多血，竟换得一个这样的觉悟和决心，而且永远纪念着，则似乎还不算是很大的折本。
世界的进步，当然大抵是从流血得来。但这和血的数量，是没有关系的，因为世上也尽有流血很多，而民族反而渐就灭亡的先例。即如这一回，以这许多生命的损失，仅博得“自蹈死地”的批判，便已将一部分人心的机微示给我们，知道在中国的死地是极其广博。
现在恰有一本罗曼罗兰的《LeJeudeL’AmouretdeLaMort》〔5〕在我面前，其中说：加尔是主张人类为进步计，即不妨有少许污点，万不得已，也不妨有一点罪恶的；但他们却不愿意杀库尔跋齐，因为共和国不喜欢在臂膊上抱着他的死尸，因为这过于沉重。
会觉得死尸的沉重，不愿抱持的民族里，先烈的“死”是后人的“生”的唯一的灵药，但倘在不再觉得沉重的民族里，却不过是压得一同沦灭的东西。
中国的有志于改革的青年，是知道死尸的沉重的，所以总是“请愿”。殊不知别有不觉得死尸的沉重的人们在，而且一并屠杀了“知道死尸的沉重”的心。
死地确乎已在前面。为中国计，觉悟的青年应该不肯轻死了罢。
三月二十五日。
AA〔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三月三十日《国民新报副刊》。
〔2〕言语道断佛家语。《璎珞经》：“言语道断，心行处灭。”
“言语道断”，原意是不可言说，这里表示悲愤到无话可说。
〔3〕死地三一八惨案发生后，研究系的机关报《晨报》在三月二十日的“时论”
栏发表了林学衡的《为青年流血问题敬告全国国民》一文，诬蔑爱国青年“激于意气，挺（铤）而走险，乃陷入奸人居间利用之彀中”，指责徐谦等“驱千百珍贵青年为孤注一掷……必欲置千百珍贵青年于死地”，同时该文还恶毒攻击“共产派诸君故杀青年，希图利己”。
三月二十二日，《晨报》又发表陈渊泉写的题为《群众领袖安在》的社论，胡说“纯洁爱国之百数十青年即间接死于若辈（按即他所谓“群众领袖”）之手”。
〔4〕“没齿而无怨言”语见《论语·宪问》。没齿，终身之意。
〔5〕《LeJeudeL’AmouretdeLaMort》《爱与死的搏斗》，罗曼罗兰以法国大革命为题材的剧本之一，作于一九二四年。其中有这样的情节：国约议会议员库尔跋齐因反对罗伯斯庇尔捕杀丹东，在议会投票判决丹东死刑时，他放弃投票，并中途退出会场；同时他的妻子又在家中接待一个被通缉的吉隆德派分子（她的情人），被人告发。他的朋友政治委员会委员加尔来到他家，告以委员会要他公开宣布对被通缉者的态度；在他拒绝以后，加尔便给予两张事先准备好的假名假姓的护照，劝他带着妻子一同逃走，并告诉他已得到罗伯斯庇尔的默许。鲁迅这里所举的就是加尔在这时候对库尔跋齐所说的话。
可惨与可笑〔1〕三月十八日的惨杀事件，在事后看来，分明是政府布成的罗网，纯洁的青年们竟不幸而陷下去了，死伤至于三百多人〔2〕。这罗网之所以布成，其关键就全在于“流言”的奏了功效。
这是中国的老例，读书人的心里大抵含着杀机，对于异己者总给他安排下一点可死之道。就我所眼见的而论，凡阴谋家攻击别一派，光绪年间用“康党”〔3〕，宣统年间用“革党”〔4〕，民二以后用“乱党”〔5〕，现在自然要用“共产党”了。
其实，去年有些“正人君子”们称别人为“学棍”“学匪”的时候，就有杀机存在，因为这类诨号，和“臭绅士”“文士”
之类不同，在“棍”“匪”字里，就藏着可死之道的。但这也许是“刀笔吏”式的深文周纳〔6〕。
去年，为“整顿学风”计，大传播学风怎样不良的流言，学匪怎样可恶的流言，居然很奏了效。今年，为“整顿学风”〔7〕计，又大传播共产党怎样活动，怎样可恶的流言，又居然很奏了效。于是便将请愿者作共产党论，三百多人死伤了，如果有一个所谓共产党的首领死在里面，就更足以证明这请愿就是“暴动”。
可惜竟没有。这该不是共产党了罢。据说也还是的，但他们全都逃跑了，所以更可恶。
而这请愿也还是暴动，做证据的有一根木棍，两支手枪，三瓶煤油。姑勿论这些是否群众所携去的东西；即使真是，而死伤三百多人所携的武器竟不过这一点，这是怎样可怜的暴动呵！
但次日，徐谦，李大钊，李煜瀛，易培基，顾兆熊的通缉令〔8〕发表了。因为他们“啸聚群众”，像去年女子师范大学生的“啸聚男生”（章士钊解散女子师范大学呈文语）一样，“啸聚”了带着一根木棍，两支手枪，三瓶煤油的群众。以这样的群众来颠覆政府，当然要死伤三百多人；而徐谦们以人命为儿戏到这地步，那当然应该负杀人之罪了；而况自己又不到场，或者全都逃跑了呢？
以上是政治上的事，我其实不很了然。但从别一方面看来，所谓“严拿”者，似乎倒是赶走；所谓“严拿”暴徒者，似乎不过是赶走北京中法大学校长兼清室善后委员会〔9〕委员长（李），中俄大学校长（徐），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北京大学教务长（顾），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易）；其中的三个又是俄款委员会〔10〕委员：一共空出九个“优美的差缺”〔11〕也。
同日就又有一种谣言，便是说还要通缉五十多人；但那姓名的一部分，却至今日才见于《京报》。〔12〕这种计画，在目下的段祺瑞政府的秘书长章士钊之流的脑子里，是确实会有的。国事犯多至五十余人，也是中华民国的一个壮观；而且大概多是教员罢，倘使一同放下五十多个“优美的差缺”，逃出北京，在别的地方开起一个学校来，倒也是中华民国的一件趣事。
那学校的名称，就应该叫作“啸聚”学校。
三月二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