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足见“学问之道，浩如烟海”了，那“短短的一部‘四书’”，我是读过的，至于汉人的“四书”注疏或理论，却连听也没有听到过。陈源教授所推许为“那样提倡风雅的封藩大臣”之一张之洞先生在做给“束发小生”们看的《书目答问》上曾经说：“‘四书’，南宋以后之名。”〔26〕我向来就相信他的话，此后翻翻《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27〕之类，也只有“五经”，“六经”，“七经”，“六艺”，〔28〕却没有“四书”，更何况汉人所做的注疏和理论。但我所参考的，自然不过是通常书，北京大学的图书馆里就有，见闻寡陋，也未可知，然而也只得这样就算了，因为即使要“抱”，却连“佛脚”都没有。由此想来，那能“抱佛脚”的，肯“抱佛脚”的，的确还是真正的福人，真正的学者了。他“家翰笙”还慨乎言之，大约是“《春秋》责备贤者”〔29〕之意罢。
完现在不高兴写下去了，只好就此完结。总之：将《现代评论增刊》略翻一遍，就觉得五光十色，正如看见有一回广告上所开列的作者的名单。例如李仲揆教授的《生命的研究》呀，胡适〔30〕教授的《译诗三首》呀，徐志摩〔31〕先生的译诗一首呀，西林〔32〕氏的《压迫》呀，陶孟和〔33〕教授的要到二○二五年才发表而必须我们的玄孙才能全部拜读的大著作的一部分呀……。但是，翻下去时，不知怎的我的眼睛却看见灰色了，于是乎抛开。
现在的小学生就能玩七色板，将七种颜色涂在圆板上，停着的时候，是好看的，一转，便变成灰色，——本该是白色的罢，可是涂得不得法，变成灰色了。收罗许多著名学者的大著作的大报，自然是光怪陆离，但也是转不得，转一周，就不免要显出灰色来，虽然也许这倒正是它的特色。
一月三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一月十八日《语丝》周刊第六十二期。
〔2〕陈源笔名西滢，参看本卷第80页注〔8〕。
〔3〕《现代评论》参看本卷第79页注〔4〕。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三卷第五十六期（一九二六年一月二日）发表的《闲话》中称：“我们新年的决心，不如就说以后永远的不管人家的闲事吧。”因为，据他说，“中国爱管闲事的人太少”，所以像他这样爱“代人抱不平”，遇到“许多看不过眼的事情，不得不说两句话”的人，“就常常惹了祸了”。这是他为自己前一年帮助章士钊和杨荫榆压迫学生的种种言行所作的辩护。
〔4〕“可惜”此语原为陈西滢对于鲁迅等七教员关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的宣言的讥评。陈在《现代评论》第一卷第二十五期（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发表的《闲话》
中说：“这个宣言语气措词，我们看来，未免过于偏袒一方，不大公允，看文中最精彩的几句就知道了。……这是很可惜的。”
〔5〕五色旗民国成立后至一九二七年这一时期旧中国的国旗，红黄蓝白黑五色横列。
〔6〕请酒开会在女师大风潮中，杨荫榆曾一再利用宴会方式，拉拢教员，策划压迫学生。在章士钊解散女师大另办女子大学后，女师大进步师生另在宗帽胡同租屋上课，后于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三十日返回原校址复校。十二月十四日，女子大学也用宴会方式宴请所谓“教育界名流”。陈西滢、王世杰、燕树棠等人在席上成立所谓“教育界公理维持会”（次日改名“国立女子大学后援会”），于十二月十六日在《致北京国立各校教职员联席会议函》中攻击女师大进步师生说：
“同人等以为女师大应否恢复，目的如何，另属一问题，而少数人此种横暴行为，理应在道德上加以切实否认。”这里就是针对他们而发。
〔7〕一九二五年八月，章士钊决定在女师大校址另立女子大学，十九日派专门教育司司长刘百昭前往筹备。刘于二十二日在军警配合下雇用流氓和老妈子殴曳学生出校。这里是对此事的讽刺。
〔8〕塞文狄斯（M．deCervantes，1547—1616），通译塞万提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西班牙作家，著有长篇小说《堂吉诃德》等。芮恩施（P．S．Reinsch），民国初年美国驻华公使。罗家伦在《新潮》第一卷第一号（一九一九年一月）发表的《今日中国之小说界》内，曾引芮恩施的话来作为“外国人之中国人译外国小说观”的论据；并称他“是美国一位很大的学者”。这里所说“因为在讲什么文艺学术的一篇论文上见过他的名字”，即指罗家伦的这篇论文。
〔9〕“邻猫生子”指梁启超在《中国史界革命案》中引英国斯宾塞的话：“或有告者曰：邻家之猫，昨日产一子，以云事实，诚事实也；然谁不知为无用之事实乎？何也？
以其与他事毫无关涉，于吾人生活上之行为，毫无影响也。”
〔10〕“如苍生何”语见《世说新语·排调》：谢安“屡违朝旨，高卧东山，诸人每相与言：安石（按谢安的字）不肯出，将如苍生何！”后人常用的“斯人不出，如苍生何！”一语即由此而来。
〔11〕沙滩北京地名，当时北京大学第一院所在地。下文的南池子，也是北京地名。
〔12〕大琦即王品青，河南济源人，北京大学毕业，《语丝》撰稿人。曾任北京孔德学校教员。
〔13〕他“家翰笙”指陈翰笙，江苏无锡人，社会学家，当时任北京大学教授。
他曾在《现代评论》第三卷第五十三期（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二日）发表《临时抱佛脚》一文，说北京政治学会图书馆藏书在一万册以上，“会员里十九是留学欧美归国的人”；他根据馆内借书统计表，指出一九二五年因有“沪案（按即五卅惨案）和关会（按即关税会议）两个热闹的时务题目”，借书的人数较前一年大为增多；因而他用“临时抱佛脚”这句俗谚来形容当时学术界大部分人平时的“懒惰”。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一周年纪念增刊》
（一九二六年一月一日）发表《做学问的工具》一文中引用陈翰笙的话时，称他为“‘吾家’翰笙”。
〔14〕溥仪爱新觉罗溥仪（1906—1967），即清朝最后的皇帝宣统。庄士敦（1874—1938），英国人。曾任威海卫“英国租借地行政长官”，一九一九年起，任溥仪的英文教师，以后即长期和溥仪保持密切关系。一九二四年春夏间，曾与金梁、康有为等密谋复辟；同年十一月溥仪被逐出宫后，他又与郑孝2胥等于十二月护送溥仪逃往日本使馆，是个长期在我国从事阴谋活动的帝国主义分子。
〔15〕章士钊早年署名青桐，后改秋桐，自一九二五年七月创办《甲寅》周刊时起，又改署孤桐（见《甲寅》周刊第一号《字说》）。陈西滢在文章中常亲昵地称他为“孤桐先生”。
〔16〕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北京民众为要求关税自主和反对段祺瑞政府举行示威游行。群众对于段祺瑞和平日依附他的一批政客如章士钊、朱深等人深为愤恨，游行时曾到他们的住宅示威；事后，章士钊即写了一篇《寒家再毁记》（按同年五月七日，因章士钊禁止学生纪念国耻，学生曾赴章宅质问，发生冲突，因此他称这次为“再毁”），说他“家中所有。以中西书籍为第一项。……西籍为愚历年续续购办。哲学政计诸门差完。……最后一批。乃两年前在柏林所得。
甚称富有。”又说当日群众“一拥而入。遇物即毁。……自插架以至案陈。凡书之属无完者。”（见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五日《甲寅》周刊第一卷第二十一号）接着，陈西滢在《做学问的工具》一文里又附和说：
“孤桐先生在英国德国买的书是我亲自看见的。他柏林寓中两间屋，几乎满床满架满桌满地，都是关于社会主义的德文书。我不知道这些书都在北京否。从《寒家再毁记》看来，好像他们夫妇两位的藏书都散失了。这真是很可惜的。”
〔17〕刘百昭在章士钊任教育总长时期任教育部专门教育司司长兼北京艺术专门学校校长。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北京民众因要求关税自主示威游行时，刘的住宅也受到冲击，他便乘机吞没存放家中的艺专公款八千元，捏词呈报教育部说公款全数被劫，无法赔垫。
〔18〕火神庙在北京琉璃厂。旧时每年夏历正月初一至十五庙会期间，设有很多临时性的古玩玉器摊。
〔19〕“打落门牙”参看本卷第155页注〔17〕。
〔20〕“交臂失之”语出《庄子·田子方》：“吾终身与汝交一臂而失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