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树铮排斥进步党
进步党与段祺瑞本有相当因缘，段与黎元洪之决裂，主因为参战问题，而参战即进步党领袖梁任公先生所极力主张者也。迨讨伐复辟成功，双方关系益大增进。段在马厂即已奉到黎令，复任国务总理，因就天津为组阁之准备，拟邀梁（启超）长财政，汤（化龙）长内务，林（长民）长司法。其中梁、汤全出段意，林则由南方督军推荐而得段认可者，是即世所传进步党三总长者也。讵段之亲信徐树铮闻之大不谓然，谒段力争，谓：“我辈冲锋陷阵，始奏肤功，结果乃为几个文人造机会，恐必有愤慨不平者，乞稍加慎重，勿为他人利用。”段不为动，且力诫其勿得多事。徐因往见梁，谓：“先生文章道德，海内同钦，若肯长内务，我辈极表赞成，至济武则远非公比，只可主持教育，藉资熟手（汤在袁世凯时代曾任教长），内务任重，恐非所宜。”梁笑答：“我辈翊赞合肥削平叛逆，本意只在保全国体，岂敢丝毫有所希冀？虽承合肥盛意相邀，仍决辞谢。况组阁权在合肥，君既非衔命而来，更何得私相拟定？”徐乃爽然而去。
徐去后，梁、汤联袂谒段（时林长民尚在南方未来），坚辞入阁。段曰：“此必是又铮（树铮号）从中作祟。”因就电话呼徐严斥之，且曰：“如任公、济武不肯入阁，汝此后不必来见我。”梁、汤见段意如此，不便再言，只得允加考虑。然段、徐关系，人所共知，徐性尤倔强，凡有主张，不达不止，虽一时段意甚决，无可如何，而事后必多方离间，使双方情感，渐趋扦格。梁、汤亦知其然，故仍主却就，惟以兹事非仅个人进退问题，不能不征求京、津党员意见。讵大多数党员均力持反对，意谓政党目的本在取得政权，以推行其政策，今段阁虽非政党内阁，然重要之部多属诸我，是明系以本党为主干，若犹不肯参加，则后此更安有参加之机会？况本党向主诱导现势力，使进循宪政轨道，藉以确立政治中心，维持社会秩序，今若辈既推诚相与，而我乃拒之于千里之外，岂不违反向来主张？所言亦不无理由，商议结果，乃决定加入。
七月十五日，梁、汤随段入京，十七日段阁全体阁员遂发表。平心而论，梁、汤确均非热中者流，只因迫于事势，为维持团体计，明知其难于有成，而不得不忍痛牺牲，足见为领袖者，有时实有不可告人之隐，而政党缺乏稳固基础与坚强力量，徒欲依人成事，其效果如何，尤不难窥见矣。
进步党失败原因
梁、汤、林入阁，为进步党最盛时期，同时亦即其失败开始时期。盖前此因有国民党对峙，不但以对外苦斗促成内部团结，即与相接近之现势力，亦以有正面敌人存在，虽对之未必完全信任，终不能不相当敷衍，恐操之过切，难保不激而与敌人携手，但观袁世凯在正式总统选举前，固曾使其秘书长梁士诒出而组织公民党，然终不敢对于进步党议员公然加以离间或诱惑，即可以知其故矣。
自段祺瑞讨逆成功，再出组阁，认为中华民国法统已因张勋复辟而中断，遂不恢复旧国会，主张照第一次革命先例，召集临时参议院，重定国会组织法及选举法后，再行召集新国会。于是国民党在议会中之势力，为之一扫无遗，而实力派所患乃不在正面敌人，转在于向之与相接近者。盖徐树铮对梁、汤衔恨甚深，日思乘隙而动，段于梁、汤始固倚畀甚殷，然彼两人亦自有其怀抱，非能如一般官僚惟命是听，因之彼此关系亦渐与从前不同。闻当召集临时参议院时，本由进步党开列名单，以内务部名义密电各省照办；乃段派闻之，大不谓然，认为如此则所选出者将尽为进步党员，后此政府一举一动，难免悉受其挟制，是去一国民党不啻又来一国民党。因由徐（树铮）将此意向段陈述，段无明确表示。徐窥知段意已动，乃另行列单，或用己名，或假用段名，分电各省将内务部前电推翻。然此辈平日既无组织，一时殊难得许多人选，故单中所列仍以进步党员居大多数，不过所谓进步党员，均已由段派许以相当条件，令其脱离本党而加入新党，即所谓安福系是也。在梁、汤当时入阁，本系徇党员多数之意，冒险一试，岂知一行登台，转使内部发生觖望，予徐等以可乘之机，事前方以临时参议院可以全权在握，某也议长，某也秘书长，均已内定有人，结果乃大出意外，经此一番变动，而党势遂大受影响矣。
语曰：“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又曰：“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向使国民党尚在议会，梁、汤等不加入段阁，则进步党或尚不至失败至是，此亦足见两党相反相成之道，而主党者有时固不必急急于取得政权也。
研究系之来龙去脉
研究系一词，系由宪法研究会而来，而宪法研究会则为进步党人所组织，所以所谓研究系其实即是进步党。然何以不曰进步党，而又曰研究系耶？盖自袁死黎继，国会恢复，宪法会议继续重开，进步党人鉴于数年来形势之变迁，对于宪法主张，与前此微有出入。如从前本主张两院制，此时则力持修改宪草而采用一院制，即其一证。外此尚有若干问题，亦认为有须共同研讨者，此犹系对内而言；至对外亦欲避免党争之名，而表示其专致力于制宪工作，于是有宪法研究会之设。会既以研宪为名，则其组织自以党中领袖及有制宪权之国会议员为主体，同时在议场上与其他党派辩论争持皆属该会中人，世因锡其名曰研究系。
自有此一名词出，习用既久，外间遂但知有研究系，而不复知有进步党。且用此名词时，语意间往往不仅指派系而言，而若别涵有一种意义，因进步党本以稳健见称，其言动较之其他党派自较和缓沉着，不易揣测。益以其所取政略每与现势力相结托，于是政治上凡有一次波动，反对党必坐以暗中策动，用为宣传。平心而论，事实上并不尽如此，甚至该党自命为光明磊落之举，而人亦疑其别有作用。当民国二年十月间，袁世凯渐露不利国会之企图，该党刘崇佑、李国珍、蓝公武等出而联合国民党一部分议员组织一民宪党，其意无非欲结合国会中优秀分子，与恶势力相奋斗。其后袁死、旧国会复活，该党倡不党主义，则又因政党久已为人诟病，欲以此促各方觉悟，使各以国事为重，勿复过持党见，引起无谓纠纷，其用心均不无可取，而反对者仍不免以恶意相猜。
总之，进步党既被目为长于阴谋，其所组织之宪法研究会，则更视为合阴谋之尤者而结为一体，于是研究系一词，遂又隐含有阴谋集团之意味矣。该系不但在国会存在期间，甚为世人所注目，即至国会消灭，各派系多已瓦解，而言政治者，仍以当日进步党之一二重要人物视为研究系中心，以其个人之交际目为研究系之活动，个人往来之朋辈目为研究系新吸收之分子。罗文干因奥款事件被诬入狱，刘崇佑为之辩护获雪，遂谓罗为研究系；胡适因罗关系，常偕访刘，一时并有胡亦加入研究系之传说，其他类此者甚多。尤可笑者，北京《晨报》原为进步党人所办，其副刊多收名流文稿，于是凡常为该刊撰文者，其人亦皆研究系矣。实则此时该系业经风流云散，毫无作用，执此一端，足见我国人遇事多缺认识，而捕风捉影之谈中人甚深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