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吴再起与法统尾声
自袁世凯称帝以来，拥护法统之声，洋洋盈耳，而每一次护法战事告终，对此问题均未尝根本解决。故护者自护，毁者旋又自毁，且同是护法，而彼此之间意见时或相左，久之，法统之说乃渐为人所厌闻。及曹锟贿选，国会受万众唾骂，废弃法统，遂适成全国公论矣。惟吴佩孚顽强不化，依然以护宪自任，意盖以十二年宪法为国会所制定，国人应共同遵守，且护宪即等于前此之言护法可资号召也。
吴于第二次直奉战争败后，由大沽浮海南下，于南京下关晤齐燮元，略有商谈，即赴汉，在汉用齐名义领衔，联十省暨海陆军将领二十余人通电主在武昌组织护宪军政府。齐否认既不便，缄默又不能，乃商由苏省长韩国钧发电反对，一面又由己与孙传芳、萧耀南等合电请段祺瑞执政，藉以隐示不赞同护宪意，吴虽无如何，而意见仍未回也。惟吴当时处境殊极困难，齐、孙对之既甚冷淡，萧亦仅敷衍乏诚意，一时大有蹙蹙靡骋之感。幸而未几奉、浙战起，旧苏军师旅长白宝山、马玉仁、郑俊彦及鄂、皖、赣三省军人纷纷通电讨奉，并请吴出山，与孙共商大计，虽降吴伍孙，而吴声威究赖一振。吴遂通电自称受十四省拥戴任讨贼军总司令，并在汉口组织司令部，但孙既不愿与之合作，而萧又不肯以实力相助，徒拥虚名，仍属一筹莫展。又幸而未几郭松龄叛奉，吴以与张同受部下倒戈之害，顿释前嫌，电张愿共讨逆。张亦以经此一役，实力不免稍形削弱，恐势孤或为国民军所乘，乃定联吴敌冯之策，遂予吴以再起机会。
吴潜力本多在豫，其旧部如王维城、王为蔚、田维勤等，虽为豫胡（景翼）所收编，而究非所愿。时王等方由豫将李纪才统率入鲁，谋驱张宗昌，吴乃令靳云鹗到鲁，阴与联络，王等遂离李归靳，张宗昌亦为靳助。李败退豫境，靳乘势进攻，占开封，豫督岳维峻（胡死岳继）奔郑州。先是吴遣寇英杰率五混成旅攻信阳，经月不能下，乃绕军出信阳后，占郾城、许昌，断信阳接济，郑州亦东南两面受敌，不能守，岳不得已西退洛阳，又为红枪会所困，全军溃散，豫省至是尽归吴掌握。靳在鲁时，即与李景林、张宗昌签订联合条约，靳占郑州，李军已突过马厂，天津形势骤然紧张，未几靳前锋亦进石家庄，北京更大震动。防守京津一带之国民军将领鹿钟麟，见情势日非，遂弃津，集大军固守北京，联军又进围之，乃全部向西北撤退，扼守南口，吴、张先后抵京，化敌为友，握手言欢矣。
吴既再起，自欲贯彻夙昔主张。而久蛰思启之国会议员，以机不可失，亦群起以谋死灰复燃，一时法统之说，颇引世人注意。时段已弃职离京，吴力主曹锟复位，否亦须由曹在位时之国务总理颜惠庆摄政，张坚持不可，议久不能决，终乃定颜之摄政内阁成立后即辞职，由其任命杜锡圭以海军总长代理国务总理摄政。曹之复位与颜之摄政，本为恢复法统之前奏，乃首先尝试，即已格不能通，则其他之难于折冲，亦可想见，于是重经一度酝酿之法统问题，遂从此成为尾声矣。
林白水死于肾囊
林白水名獬，字肖泉，闽之侯官人。少习制艺，才气纵横，而不中绳墨，以故每试辄不售，弃游浙中。时闽人林迪臣（启）先生方为杭州太守，月以策论试诸生，林辄名列前茅，文誉骤起。在浙创办《杭州白话报》，旋又在沪办《妇女白话报》，均颇风行一时。其撰文皆署名“白水”，于是人咸呼“林白水”焉。鼎革后，隶共和党，曾任该党福建支部长，及该党与民主统一两党合并为进步党，始离闽入京。
袁氏称帝，林曾撰表劝进，颇为识者齿冷。袁败，林益落拓，乃绝意政治，从事报业，自办一《社会日报》。时北京著名报纸《晨报》、《益世报》等，均日出两大张，内容力求翔实丰富，其首条新闻多采夹叙夹议体裁，社论或付阙如，即事关特别重要，须著论评骘者，亦纯取善意态度，绝不对于私人妄加抨击。《社会日报》则反是，日只出一张，且字大行疏，空洞无物，但日必有白水所撰之社论一篇，中多涉及权贵私德问题，形容备至，不留余地，以此亦颇受一部分读者欢迎，茶余酒后，引之以资谈助。林所以如此者，固其素性喜然，半亦藉为生财之道。故即与林素称友好，果其地位资力稍出人上，而又有隙可乘，必不为林笔下所饶恕。
张弧（岱杉）于清末，曾在闽佐姚文倬（福建提学使）办学务，闻林名，特电沪招之归，于四城设四小学，聘林董其事，交谊不可谓不厚。后张在京夤缘任财次，旋又升财长，于林时有资助，然仍不能尽满林欲，林乃于《社会日报》上著论诋之，大意谓：“今之财长，吾未悉其有何理财计划，但见其脸上时现有幺二三四各码字而已。”盖张喜赌摊，故林以此嘲之也。张虽愤甚，然卒无如之何。张之后有潘复，与林亦素稔，曾以财次署财长，固常应林之求者。罢官后，颇悒郁，会奉军入关，潘以张宗昌关系，力谋得疏浚黄河督办，但有虚名而无实位，自不能餍其望。未几张（宗昌）率直鲁联军与吴（佩孚）部合力驱冯，以功大得奉张（作霖）宠任，入京住潘家，时吴、张均未到京，无佛称尊，声势倾一时，潘视为机不可失，媚之甚至，出入必随。不知以何不满于林，于报上谥之为“肾囊”。盖潘字馨航，与肾囊音近，又俗讥随人不离者为肾囊，谓其累坠徒招人厌也。自此二字出，于是有语及潘者，皆不馨航而肾囊矣。
潘恨之刺骨，誓必杀林而后已。然此莫须有事，究不足以构成大罪，知张（宗昌）嫉共产党甚，乃进谗于张，谓林某乃共产党重要人物，其办《社会日报》，即宣传社会主义，不去之，后必为祸。张信为然，下令宪兵司令王琦捕林。林是夕方自海军俱乐部宴会归，就烟榻（林烟瘾甚大）构思社论，闻扣扉声甚急，出启扃，见便衣二人，问：“汝是林白水否？”林曰：“何事？”曰：“司令请汝谈话。”语毕即挟登车驶去。林以办报，常受警厅拘传，家人亦习为常，惟是夕微闻“司令”二字，知事较严重，四出采访，竟莫得端倪。揣此事或与张有关，有闽人李律阁（名宣威）者，张之博友也，乃浼其向张陈说。张见李即问：“汝深夜来此，殆为林白水耶？”曰：“然，惟未知彼有何开罪大帅？”曰：“我与彼素无仇怨，但闻彼乃共产党，我必杀之。”曰：“大帅何以知为共产党？”曰：“彼办《社会日报》，宣传社会主义，非共产党而何？”曰：“彼果为共产党，我亦欲杀之，岂唯大帅。惟彼实属冤枉，彼之以‘社会’二字名报，乃欲表明其为社会服务之意，与社会主义实毫不相涉，请求明察！”张默然良久，曰：“汝言不错，赦之可耳。”李请张下谕，张曰：“你代书，我盖印。”印毕，即遣人送往宪兵司令部。
李大喜过望，以为林幸得不死矣。讵意张手谕到部，而林已遭枪决。盖潘闻李谒张，即知其为林而来，急以电话致王琦，促速解决，因王之地位得自张，而其所以受张拔擢则由潘介之也。林既死，舆论界竟嘿无一言，无敢为其鸣冤者，此足见当时军阀威力之大，至张以一外省疆吏（山东督军兼直鲁联军总司令），在京师并无维持治安职责，而竟擅越职权，妄操生杀，政府及奉军最高当局亦置若罔闻，不加裁制，纪律败坏，于斯已极！此且不具论。但就林之死因言之，与其谓为死于张，毋宁谓为死于潘，而潘之所以必致林于死，则由于“肾囊”二字，故曰林白水死于肾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