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祺瑞晚年舐犊
语曰：“知子莫若父。”又曰：“人莫知其子之恶。”此二语若相反，实则可并行不悖。以常理论，父于子为至亲，平日一举一动，皆不难于侍座之顷、趋庭之际，默察熟审，而决其为智愚邪正。然此必其中无所蔽而后能然，若父于子，爱之过深，期之过切，则往往以愚为智，以邪为正。即有人苦口相告，或反触其怒，而疑为进谗离间者，此无他，情以溺而偏、见以蔽而暗故也。以此而知所谓知与莫知之说，实各有至理存焉，固未可以盾矛视之。但又有始明终暗，始知而终竟若莫知者，则亦有说在。
当杨度等发起筹安会时，有人询袁（世凯）此是否出自公意，袁答谓：“凡欲登帝位者，大抵皆为子孙万世计。吾环顾诸儿，率庸懦无能，不足以承大业，岂肯冒大不韪，转贻子孙以灭亡之祸？”以此言之，则袁似亦深知其子者，然当日推动帝制，其子克定实为最力之一人，而袁不特不之禁，且故纵之，以图逞其大欲，则又似莫知其子者。
袁素极阴诈，所言或不由衷。若段（祺瑞）子宏业，确为段所深恶，谓其昏庸不足任事，故段虽久秉大权，而宏业初未尝稍参帷幄，或任何职务。民国六年，段任国务总理，汤济武先生亦阁员之一，日因事谒段于其私邸，段适与宏业弈，先生作壁上观。局终，段大负，急以手乱之，怒斥曰：“一无所能，乃徒工此，奚为者？”宏业大赧而退。段之好胜，于子犹然，固极可哂，然其平昔不满其子之情，于此亦可概见矣。乃十三年段出任临时执政，忽大信任其子，一时宏业几有左右乃父之势。盖段之亲信，本分皖、闽两派，皖派欲排闽，因拥宏业以自重，汤漪、章士钊等悉依附之，日于段前誉宏业能。段亦视彼辈为商山四皓，谓此诸人既归其子，则辅佐有人，或不至贻误大事，因亦渐从而信任之，以此世遂有“太子派”之称。实则其时段已老迈，抵犊之情渐生，亦欲乘时为其子稍树基业，又以辄经世变，觉惟父子之亲，为较可恃。汤、章等微窥其隐，遂假拥护太子之名，以售其攘夺权位之计，此即段于其子，由知而至莫知之总因也。
夫以袁与段皆非全无知子之明，徒以中于一念之私，中有所蔽，遂不免于始明终暗。袁以用克定而败，段之败固不尽由于宏业，而亦无所表见，然则负治国之责，而稍有家天下之思者，亦可以鉴矣。虽然，用人惟贤，使其子非刘景升之豚犬，而为孙文台之狮儿，固又非可一概论也。
林建章杀杨砥中
我国海军基础，实奠定于马尾船政局，局为左文襄（宗棠）督闽时所规创。当时体制极崇，规模亦甚大，设钦派大臣一人以主其事。其首任大臣为沈文肃（葆桢），则左所奏保者也。左、沈俱为清中兴名臣，故办理极认真，将马尾一带划归船政局范围，以兵法部勒之。相传有一卖浆者，夜见路上遗一破草笠，取而戴之，为逻者所获，以报沈，沈立命斩之，以其私拾遗物干军令也。藩署库吏某，挪移船政饷款，沈怒，捕之，欲置重典。其人素慷慨，尤重文士，士之穷者咸沾其惠，闻讯佥谋营救，乃丐沈父为之缓颊。沈在局得父书（沈家在福州省垣，距马尾约数十里），知其为此也，先斩某而后开缄，其严厉有如此者。以故事虽倡始，而规制条章均得确立不紊。
其始仅由局招收艺徒若干人，聘外国人任教导，司修理船舰而已。后政府为谋深造人才，又于其地设海军学堂，一曰前学堂，专培育制造人才，一曰后学堂，专培育驾驶人才，学成，选优秀者送往外国留学，其中不乏杰出者，以习海军者，多属闽籍，权力亦随而归之，势所必至也。海、陆军本为国防之两翼，然我国海军其用以对外者，仅前清甲申、甲午两役，一以抗法，一以抗日，而皆败，尤以甲午为甚。入民国来，则皆用以对内，民国二年，袁世凯凭藉海军以平敉第二次革命，即其明证。自是国中每有一次战争，甲乙双方均欲挟海军以自重，而海军遂成为奇货可居，军以货称，其为人诟病也固宜。
海军既为内战胜负所系，于是握政权者，于海军总长兼总司令两职，必皆用忠于己系者。当直系秉柄时，海军总长为闽人杜锡圭，杜则直系中之亲吴（佩孚）者也。其人肯负责而有野心，以海军势力限于水，不足与人争衡，且闽为其故乡，向听他省人宰制，不能达闽人治闽目的，尤引为憾。有杨砥中者，久随杜左右，乘间献计于杜，谓惟有将陆战队加以扩充，既无越海军职权范围，又可藉口驻防，潜布势力于各县，以徐图进取。杜深以为然，遂任杨为旅长，杨乃大行募兵，从事训练，一面招抚土匪，以厚其力。其时闽督军先为孙传芳，后为周荫人，皆直系，不欲公然开罪海杜，而吴佩孚又阴护持之，以此杨颇能从容部署，寡所牵掣，驯至长乐、连江、福清、平潭暨福宁各县，皆属其防地，凡防区内，一切税收及用人行政，省政府多曲徇杨意而行，而杨对孙、周亦深相结纳，是为杨最得意时期，亦即海军在闽势力最盛时期。
未几时局变动，段祺瑞再起执政，免杜锡圭职，以己系林建章代之。林亦欲藉陆战队之力，以夺取直系在闽之地盘，但杨甚跋扈，不易使之听命，于是日筹去杨之策。适孙传芳在浙，大庆寿辰，杨由闽往祝，并参列军事会议，林以机不可失，密电第二舰队司令曾以鼎，命就近设法图之，虽格杀勿论也。曾以为难，其部下某挺身自任，谓必得当以报。时杨已由浙抵沪，定某日乘招商局轮船返闽，某侦知大喜，候其登轮后，持刺往谒，杨不疑有他，就舱中延见之，谈数语，某突出手枪击杨，弹发中要害立死。杨死后，其所统率之陆战队虽仍存在，而实力则大非昔比矣。闽人至今有尚为杨呼冤而悼惜之者，谓使杨而在，则闽省在国内地位或可改观。然以余所闻，杨胆大而粗，志大而傲，即不死岂能有成？即成，又岂真能有裨于闽政治哉？独怪往昔我国海军不能巩固国防，而徒助长内乱，其末流乃至争夺势力，自相仇杀，使左文襄、沈文肃有知，必将痛哭于地下矣。
又一直皖战争
直皖战争，已于民国九年七月间告一结束，不谓至民国十三年又有一直皖战争，即世所称“江浙战争”是也。江浙战争何以谓为直皖战争？盖皖系自民九败于直奉联军后，所仅存之势力，即为浙江一省。浙督卢永祥，不但为皖系中坚人物，且为其特出人物，当直系全盛时期，常能不屈不挠，显示敌对态度，而直系对于异己各督先后更迭，独于卢竟隐忍数年，相安无事者，一则卢于内尚能经武整军，示人以不可侮，于外揭橥保境安民，以博取舆论之支持；一则直虽一度与奉联合，旋即发生裂痕，不能不留主力，以为防范，而东南各省情势复杂，布置未周，尚未能合以图浙故也。然战机酝酿，则匪伊朝夕，其最大暗礁，厥为淞沪问题。
淞沪本属苏辖，自卢永祥由淞沪护军使升调浙督，举何丰林以继己，而淞沪遂归浙控制，非苏督能过问矣。在李纯督苏时，对于淞沪管辖权，即争持甚烈，迨李死齐（燮元）继，争仍如故，终以卢极力把持，迄未解决。十二年十一月十日，淞沪警察厅长徐国梁被刺死，苏、浙双方争委人接充，结果齐、韩（国钧，苏省长）会委之申振刚卒被拒，为何（丰林）系陆荣钱所得。齐愤甚，谋以武力相见，以吴（佩孚）不赞成，乃托徇民意（时两省人士，均反对战争），成立一两省和平公约。彼吴岂真有爱于卢哉？盖知齐实力不足以制卢，而邻省一时又未能为齐助，不得不留而有待耳。
因此，双方虽外言和平，而暗中则各有计划。浙以处于敌人四面包围之中，势不能不借外力为之声援，于是联粤以制赣、联奉以制曹（锟）吴（佩孚）。直则握有困敌之优势，只须加强周围力量，即可收夹击之效，皖微弱不足道，赣又有所牵掣，于是惟有借重于闽，使之助苏。直系虽于十二年三月以孙传芳督闽，然在闽将领王永泉、臧致平、杨化昭等，皆与皖系有相当关系，非孙所能节制，致孙经营年余，未能得志，其后得周荫人之助，计驱王永泉于福州，而臧致平、杨化昭在闽南亦不能立足，闽省势力始获统一。内部既定，乃有余力向外发展，同时孙以闽督让周，以酬其功，亦欲取浙卢而代之，形势如此，而数年勉强维持之江浙和平，遂岌岌不可终日矣。
大凡双方利害既不能并容，势只有出于一战，而彼此各自以为计划完成，胜算可操之日，即为战祸爆发之日。国际战争然，国内战争亦何莫不然，故识者观于段（祺瑞）、孙（中山先生）、张（作霖）三角同盟之成立，及闽孙、苏齐之信使往来，即已知战事之万难幸免矣。至宣战口实，则随时随地，俯拾即是，初非战争真因所在，此又为历来交战者之惯技。就直方言，淞沪问题本可为开战口实也，而弃之不用；曹（锟）当选总统，卢宣告与中央脱离关系，亦可为开战口实也，而佯置不理，最终乃独以收容臧（致平）、杨（化昭）军队加罪于卢而致申讨，足见其不过藉以发端，非果真置重乎此矣。
盖臧、杨既不容于闽，遂率部由赣边转入浙境，卢收容而改编之。苏齐、闽孙连电质问，卢不为屈，吴佩孚命豫省长李济臣劝卢将其解散，卢亦严词拒绝。于是直方遂据为进攻理由，孙传芳于八月二十五日由福州率兵出发，九月初旬苏、浙兵在沪宁路安亭附近开始接触。其始苏军节节败退，迨九月中旬，孙军占领浙之衢州，卢以后方受威胁，同时浙籍军队又有与孙通款曲者，不得已以赴沪督师为词，率部离杭，拟与何（丰林）合力抗苏，为背城借一之举。奈大势已去，无可挽回，终于十月十二日通电下野，直系政府于卢离杭时，即已任命孙督浙，兼闽浙巡阅使，夏超为浙省长，掀天动地之江浙战争，不及两月遽告解决。此役虽名为苏、皖、赣、闽四省攻浙，实际动兵者只苏、闽两省，而苏又为主动，故简称为“江浙战争”云。
东南战争既发动，粤果出兵攻赣，奉则严电直曹劝阻无效，遂六路进兵，引起直奉战争，虽终无补浙卢失败，然天下祸福无常，成败互见，往往出人意料之外。直既取浙，东南去一心腹之患，以为可以高枕无忧，岂知季孙之忧，不在颛顼而在萧墙之内，不及旬日，以冯玉祥之倒戈相向，全系势力顿呈瓦解，段祺瑞于卢之败，顿失惟一干城，痛心曷极，盖无何奉军入关，中央局势一变，己且以直系各督之拥护而再出执政，起伏变幻，一若莫得端倪，然稍一潜心推究，要皆各个军阀递趋于灭亡之途，此则治民国史者所不容忽视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