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人失弓，楚人得之。辨者曰：“去其楚可也。”曰人得之，人失之矣。又曰去其人可也。然犹有得失两者在也。夫得不自得，自无而有者之谓得，是得未尝离失也。失不自失，自有而无者之谓失，是失未尝离得也。岂若冥有无齐得失，而一视者之两忘乎？
周公欲明农，召公欲告老，大臣处功名之盛，而不忘引退当如此。然终于不去者，以国事为重也。当其时周公为师，召公为保，位望相敌，而不以为逼。同于求去，而不以为嫌。称休美以留召公，而不以为私，所谓体国忘私者若此，视后世之以权位相逼肆倾挤，以专宠利者异矣。
《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盖以春秋所载礼乐征伐，大率皆天子之事。而说者遂以为孔子作《春秋》，擅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权，是以匹夫而僭天子爵赏刑罚之柄矣。夫臣无有作福作威，孔子尝述之书矣。而乃身自犯之乎？然则何以曰春秋作而乱臣贼子惧？凡《春秋》所记之盟会征伐，一出于私。而东周之命令政教，不行于天下，故入《春秋》。自隐公以来所记者，皆五伯之事，而天王失政矣。自襄昭以来所记者，皆大夫之事，而诸侯失政矣。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诸侯之罪人也。其诛乱臣贼子，大意若此，而求之于字句之间，以为笔削是借史氏之文，拟法吏之体，而出入人罪，失春秋之指矣。
泰伯三以天下让，夫之称其至德，论者遂以泰伯之让，让之于殷，犹文王以服事殷之义。至谓太王志欲剪商，泰伯不从，逃之荆蛮，为是说者，谓泰伯得矣。如太王何？且让之云者，推己所有以与人之谓。当太王时，天下固殷之有也，何让之有？或者以鲁颂实始剪商之一言，遂谓太王有志剪商，而不知此乃推本之言，盖以太王迁岐之后，能积德累仁，至武王伐商而有天下，犹书叙周家王业之兴，而曰至于太王肇基王迹，曰实始者，肇基之谓也。然则泰伯之于季历，所让者国耳。而曰以天下让者，盖自泰伯让国季历。及昌至武王伐商而有天下，其曰以天下让者，特推本言之迹未着也。故曰民无得而称焉。
季扎之辞国而不立，胡氏讥其辞国以生乱。论者谓扎之不立，扎之义也。吴之乱，扎之不幸也。且扎之来聘，在襄公之二十九年后。又二十七年，至昭公之二十五年，始有逊僚之事。后二年，至昭公之二十七年，僚始见弑于光，中间相去，盖三十年余。即使乱由扎生，法为可贬，夫子必因其既事而后贬，宁有先事而预贬者乎？
春秋书晋赵盾弑其君夷皋，说者谓弑君者赵穿，盾为正卿，亡不越境，返不讨贼，故归狱于盾。则是弑君者穿也，盾特失为卿之义耳。而以狱归之，是使为恶者藉免，失义者代受恶乎？而说者又谓初灵公欲杀赵盾，盾躇阶而走，穿盾族也，遂弑灵公。是则盾有幸弑之心与闻乎？故宜狱在盾矣。使盾之果主是弑也，而亡而越境返而讨贼，遂得免于狱乎？独吕氏以为盾实主弑，故亡不越境以待其变，反不讨贼以安其仇。此其为论，似得春秋诛恶之旨。
夫子以言必信、行必果为小人，孟子以言不必信、行不必果为大人。其为论互相发，盖言行固当信果。然必于信果，则于道反有所害。如荀息许晋献公死夷卓而后卒死之，是言必信矣。子路闻孔悝之难而力赴，是行必果矣。殊不知许君以死其嗣君者，固托孤之节；而夷卓乃国之嬖孽，夷卓之不当君，则虽不死可也。食焉而不避其难者，固报主之义。然辄据国以拒父，辄之食不当食，则辄之难虽不赴可也。
先儒论卫蒯瞆与辄，谓瞆欲杀母以得罪于父，辄据国以拒瞆，皆无父之人，不可以有国。然瞆之欲杀南子以得罪灵公，诚为不孝，乃其志在掩中勾之丑。特不明于义耳！其志犹可哀也。若辄不奉灵公之命，而据国以拒瞆，复籍晋以求立，是利有其国，而不知有义。仇视天伦，无复人理，故春秋于瞆之入戚。虽书纳以难之，而称卫世子者，见其未绝于国也，而辄不可以同年语矣。
蔡老泉曰：“赏罚者天下之公，是非者一人之私。”余谓赏罚者一世之公，是非者万世之公。夫赏当其功，赏一人而天下知所劝，是与众共之也。罚当其罪，罚一人而天下知所惩，是与众弃之也。故曰一世之公，理之所是，一时以为非也。而后世定以为是，公是之不可夺也。理之所非，一时以为是也，而后世定以为非，公非之不可逃也。故曰万世之公。
司马迁作《史记》，上叙五帝三王以迄于汉，盖史主纪载，故推本所始。班固作《汉书》，一代之史也，而表古今人物何耶？然孔子叙周书而首载唐虞二典，固之书作于汉，故以汉名。其纪载则史也，独其中所载如桀纣一致也，而进桀一等，韦顾飞廉恶来同一党恶也，而相去二等，卫武公睿圣而与徐偃王同列。楚太子建出亡而与崔杼同科跻，子产、晏婴，拟之稷契，叙乐毅、王翦，同于方召，进商君于子皮之上，退申包胥于伍员之下，其于是非不无少谬，而以是讥史迁何也？
伍员为父复仇，鞭平王之尸，于父则孝矣，而以臣仇君不可也。夫员始事吴以仇楚，继败越以报吴，员于时盍一死以下报伍奢于地下？是死于父犹死楚也。孰与伏属镂之剑以死，是死吴也。即不死而为蠡之去可也。然蠡可去，员不可去，员去楚而归吴。今去吴而他适也，其孰与之？惟有死之道而已矣。
汉高祖斩丁公曰：“丁公为项王臣不忠，以戒后世为人臣不忠者。”夫汉当逐鹿之后，天下甫定，而布以私怨亡匿，汉购求布千金，虑其怀疑反侧也。而与布相反者为丁公，故斩丁公以释布之疑。斩丁公者，所以安季布也。此雍齿先侯之意，子房之挟智用术，为高祖计者也。
蔡邕谓朱穆贞而孤有羔羊之节矣，而杨龟山讥其受梁冀之辟。然邕之事董卓，班固之事窦宪，荀彧之附曹操，岂皆急于用世，而忘其所入之途有邪正耶？杨雄曰：“屈身以伸道，身屈矣，道何由伸？”谓屈道以伸身可也。如子云之剧秦美新，为屈道乎？屈身乎？
汉制郡国举孝廉，仿古乡举里选之义，而间以伪应之者。如许武欲成二弟之名，三分其产而多取肥饶，及弟以克让选举矣，复大会宗人，推产二弟以自取名，是以孝廉为市矣。
医经论脾胃受伤有二曰：外伤五味，内伤七情。外伤五味，伤于有形者也。内伤七情，伤于无形者也。尝以是取譬当权者之行私亦有二：纳苞苴以彰宠赂者，伤于有形者也，其迹显，显者易见；任好恶以作威福者，伤于无形者也，其情隐，隐者难知。
好恶者人之同情也，而曰惟仁者能好恶人，又曰作好作恶，盖好恶一也，以其得好恶之公者谓之能，以其出一己之私者谓之作。史称诸葛亮能用度外人，又曰用人者惟恐近己之好恶，近且不可，而况任之以行私乎？
御史风闻言事，此必事在隐微，关系社稷，形状未着，恐发而难制。如苏子所谓其始以台谏，折之而有余，其终以干戈，取之而不足。此类则可，若采听风闻，考按纠刺，冥搜隐慝，捕风失实，以此求过，谁堪其罪？故魏廷尉袁翻奏请，凡涉风闻者，悉不断理。虎狼之暴也，狐之媚也，皆能杀人。然虎狼之杀人也，人知避之，狐之媚以杀人也，人则不知。甚哉阴柔巧佞之能溺人，而为害巨也。
分宜相机肠满腹急则驾祸于人，观其挤贵溪于死地，其智计谲矣。卒之子陷大戮，籍录其产身不能庇一椽。故曰张机者陷于机，设险者死于险。
世宗朝，南给舍陈庆疏上，拟以南兵贰兼操江，其原设操江当革者。旨下，南京各堂上官会议。庆江西人，执政同乡。一时议者，揣摩皆谓当革。内一人主革者曰：前史操江当事，贼在仪真则避入镇江，贼近镇江，则避入苏常，操江何益轻重？时刑侍曾前溪抗言曰：“此史操江当事不称职，非操江不宜设也。”余深然其言。昔唐德宗朝，高宏本正牙奏事，所论仅逋欠，德宗鄙其言不当，自后诏罢正牙奏事，论者谓宏本言不当，黜之可也。正牙奏事，此唐武德以来旧章，因人而废不可也。与此正相类。
真西山曰：“抚民当宽，束吏当严。”史称刘宽以蒲鞭示辱，谓之宽矣。然使其无罪，则蒲鞭可以不施，若罪所当惩，而概以施之，是废法也。袁安不治赃吏，称长厚矣。如捃摭疑似，以入人赃罪固不可，若苞苴贪黩，而概以贷之，是纵奸也。
唐臣权万纪上书太宗，言宣饶二州，银大发，采之岁可得数百万缗。太宗折其言黜，使还家。夫山泽所产，尚不欲取，而况横敛诸民乎？他日马周上疏，乃谓为国者蓄积固不可无，要须人有余力，然后收之。夫人有余力，则国有余力，所谓藏富于民者是也。从而收之，是欲竭民力而后已也可乎？晋崔豹谒郡将陈，陈语豹曰：“君去崔杼几世？”豹曰：“民之去杼，如明府之去陈恒伤于虐矣。”盍应之曰：“姓氏偶同，未闻陈氏皆陈恒之后也。”不亦言婉而意独至乎？陆机初入朝，卢志问曰：“陆逊、陆抗，于君远近？”机曰：“如君于卢毓、卢珏、彼先发者，既失之薄矣。而我以薄应之，是胥失矣。何以责人？”论者谓河桥之败，机、云之死，志有力焉，是可为小不忍者戒也。
魏沈介以舟行，遇风绝粮，从姚彪贷百斛盐以易粟。姚命覆盐于江中，曰：“明吾不惜，惜所与耳。”弗与已矣。而以恶言辱之，为不仁矣。晋王修龄贫乏，陶范以一船米遗之，却曰：“王修龄虽饥，当就谢仁祖索食，何须陶胡奴？”不受已矣，而以不屑诟之，为已甚矣。故凡处人己之间，遇事之可否，以理裁之则可，以气加之则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