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志》于《禹贡》之山水称古文者十一：扶风汧县吴山，古文以为汧山；武功太壹山，古文以为终南；垂山，古文以为惇物；颍川[宗/山]高太室山，古文以为外方山；江夏竟陵章山，古文以为内方山；安陆横尾山，古文以为陪尾山；东海下邳葛峄山，古文以为峄阳；会稽吴县具区泽，古文以为震泽；豫章历陵傅昜山，古文以为敷浅原；武威武威之休屠泽，古文以为猪野泽；张掖居延之居延泽，古文以为流沙。其所谓古文，盖即棘下生安国所说壁中古文之义，传之都尉朝，而司马迁亦从安国问者也。唯终南、流沙、陪尾不可从，余皆致确。
《地理志》引桑钦者七：上党屯留下云“桑钦言绛水出西南，东入海”；平原高唐下云“桑钦言漯水所出”；泰山莱芜下云“《禹贡》汶水出，西南入泲，桑钦所言”；丹阳陵阳下云“桑钦言淮水出东南，北入大江”；张掖删丹下云“桑钦以为道弱水自此，西至酒泉合黎”，敦煌效谷下云“本鱼泽障也。桑钦说孝武元封六年济南崔不意为鱼泽尉，教力田，以勤效得谷，因立为县名”；今《汉书》本有“师古曰”三字，盖后人所妄加，此言非师古所能引也。中山北新成下云“桑钦言易水出西北，东入滱”。今按《儒林传》言“涂恽授河南桑钦君长古文《尚书》”。钦，成帝时人，班氏与刘歆皆崇古学，故有取焉。《隋经籍志》有两《水经》：一，三卷郭璞注；一，四十卷郦善长注；皆不著撰人名氏。《旧唐志》始云郭璞作。阎百诗云：璞注《山海经》引《水经》者八，此岂《经》出璞手哉。《新唐志》遂谓汉桑钦作水经，一云郭璞作。今人云桑钦者本此也。先儒以其所称多东汉、三国时地名，疑非钦作。而愚更有一切证，郦注于《漯水》引桑钦《地理志》，又于《易水》、《浊漳水》并引桑钦，其说与《汉书》无异，乃知固所引即其地理志。初无“水经”之名，《水经》不知何人所作，《注》中每举本文，必尊之曰经，使此《经》果出于钦，无直斥其名之理。唐人义疏例称孔君、郑君。或曰钦作于前，郭、郦附益于后，或曰汉后地名乃《注》混于《经》，并非。盖钦所撰名“地理志”，不名“水经”。《水经》创自东汉，而魏、晋人续成之，非一时一手作，故往往有汉后地名，而首尾或不相应，不尽由《经》、《注》混淆也。
郦道元博览奇书，掇其菁华，以注《水经》，得从来所未有。唐初名不甚著，逮其中叶，杜佑摭河源、济渎二事以诋之。李吉甫帽有《删水经》十卷，不知取舍如何。是书传习者少，错简阙文讹字不可胜计。宋初犹未散逸，而《崇文总目》云“郦注四十卷，亡其五”，则仁宗之世已非完书。南渡后，程大昌撰《禹贡论》，颇举以相证，而终不能得其要领。金蔡正甫撰《补正水经》三卷，元欧阳原功为之序，谓“可以正蜀版迁就之失”。今其书亦不传。近世文人则徒猎其隽句僻事，以供词章之用，而山川古迹一概不同。孰知为《禹贡》之忠臣，《班志》之畏友哉。唯子鸿深信而笃好之，反复寻味，每水各写为一图，两岸翼带诸小水，无一不具，精细绝伦，余玩之不忍释手，百诗有同嗜焉。昔善长述宜都山水之美，沾沾自喜曰：“山水有灵，亦当惊知己于千古。”至今读之，勃勃有生气，吾三人表章郦注，不遗余力，亦自谓作者有灵，当惊知己于千古也。
班氏所载诸川，第言其所出所入，而中间沿历之地，不可得闻。唯《水经》备著之，出某县向某方，流迳某县某方，至某县合某水，某县入某水，一一明确，间有相去疏阔者，《郦注》又从而补之，其说加密，直可据以绘图。余释九州之文，每水必援《水经》以为证，而于《导水》尤详，更摘取《注》中要语，夹行附提纲之下，亦或有借《注》作提纲者，凡历代史志、《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及古今群书之要语，皆荟蕞于其下，目之了了，使学者不出户牖，而知天下山川之形势，亦一奇也。大抵著书援古，最忌浑殽割裂，独此处有不得不然者。盖《水经》所叙沿历之地，间有疏阔，道元依《经》注补。今所引必《经》自《经》、《注》自《注》，划然分为二段，则前后不相贯穿，读者反多眩惑，事有变通，不可胶柱。子鸿与余筹之甚悉，海内诸贤幸不以此相讥。
南人得水皆谓之江，北人得水皆谓之河，因目岷江曰大江、黄河曰大河，此后世土俗之称，非古制也。富顺熊过曰：黄帝正名百物，未尝假借，后世乃通之耳。愚谓禹主名山川，亦未尝假借。江、河自是定名，与淮、济等一例，非他水所得而冒。唯汉水、彭蠡水与江水会，始称三江；沅、湘等水入洞庭与江水会，始称九江。盖皆以岷江为主，而总其来会之数以目之，其未合时不得名江也。后世汉江、章江、湘江、沅江等称，殊乖经义。九河亦然，徒骇至鬲津，旧有此水道，及禹自大伾引河，北行过降水，至于大陆，乃疏为九道以杀其势，因谓之九河，入海处复合为一，与海潮相迎受，故谓之逆河。河未由此入海，亦不名河也。《水经》篇题概曰某水，绝不相假借，深得《禹贡》之意，予爱之重之。
《地志》、《水经》之后，郡县废置不常，或名同而实异，或始合而终离。若不一一证明，将有日读其书，而东西南北茫然莫辨，不知今在何处，亦有身履其地，目睹其形，而不知即古之某郡某县某山某水者。愚故于引古之下，必曰某县今某县，其故城在今某县某方，中间沿革颇多，虽不能遍举，其切要者亦不敢遗。郑康成云：“学者既知古又知今。”此穷经之要诀，著书之定法也。不然，则亦有体无用之学而已矣。
禹所名之山，苞举宏远，非一峰一壑之目也。如云云、亭亭、梁父、社首、高里、石闾、徂徕、新甫皆泰山之支峰，禹总谓之岱；自蓝田以至盩厔，总谓之终南；自河内以至井陉，总谓之太行；自上洛以至卢氏，总谓之熊耳。后人递相分析，而各为之名，愈久愈多。释《禹贡》者不明斯义，遂谓洛出冢领，不出熊耳，渭出南谷，不出鸟鼠，淮出胎簪，不出桐柏，种种谬说，皆由此生。然其言太行、终南、则又失之汗漫。太行越恒山而北，终南跨惇物而西，有乖经旨，吾不敢从。至若厎柱、碣石、朱圉、大伾之类，则又狭小孤露，与一峰一壑无异。盖山陵之当路者，不得不举为表识，未可执前例以相绳，以为必广袤数十百里之大山，而疑古记所言之非也。
凡山名不一而足：二名如西倾亦名嵹台，外方亦名嵩高；三名如岱亦名岱宗，又名泰山；四名如岍亦名吴，又名岳，又名吴岳；五名如大伾亦名黎山，又名黎阳山，又名黎阳东山，又名青坛山；多至雷首一山而有九名，斯极矣。今备载以广异闻。又有山所在之县各别，而实非异山者。如碣石在汉之絫县，而《水经》云在临渝，《后魏志》云在肥如，《隋志》云在卢龙，地名四变而山则一，要皆在今昌黎县东絫县故城之南也。嶓冢在汉之沔阳，而《后魏志》云在嶓冢县，《隋志》云在西县，《括地志》云在金牛，《寰宇记》云在三泉，《元大一统志》云在大安，《明一统志》云在宁羌，地名六变而山则一，要皆在今宁羌州北及沔县接界处也。至若嶓冢在汉中，而班固谓在陇西之西县，积石在羌中，而杜佑谓在西平之龙支，此又谬误之大者，辩之不厌其详。诸如此类，不可胜道，聊举一隅，以资三反。
《导水》九章，唯黑水原委杳无踪迹。弱水自合黎以北、流沙以西，亦难穷究，纷纷推测，终无确据，不如阙疑之为得也。江、汉、淮、渭、洛，禹迹尚存，无大可疑者。河自周定王五年东徙之后，大伾以下，禹河故道不可复问，先儒皆以王莽河为禹河，故降水、大陆、九河、逆河无一不差。然因王莽河之所在，而求之于其西，则邺东故大河之道，犹可案图而得也。济为河乱久矣，至东汉而河南之济尽亡，赖《水经》悉载其故渎，后世犹得因此而略知古济之所行，杜佑辄诋之，非笃论也。善哉，金吉甫之言曰：凡《禹贡》地理间有于今不同者，或古今名号之殊，或人力开塞之异，或陵谷海陆土石消长之变。盖如熊耳为讙举、大别为翼际、恒水为呕夷、卫水为虖池，此所谓古今名号之殊也。荥泽导为荥川，河水引为鸿沟，徐偃通舟陈、蔡，夫差沟通江、淮，此所谓人力开塞之异也。荥、播塞成平地，灉、沮二源壅绝，逆河化为勃海，碣石沦于洪波，此所谓陵谷海陆土石消长之变也。然传记尚有明征，禹功未尽湮没，正可据今之不然，以求昔之所然。苟因此而遂疑圣经之有误，古志之非真，其为愚且悖也，孰甚焉。
《水经注》凡二水合流，自下互受通称，其在《禹贡》，则漾与沔合亦称沔，漳与绛合亦称降水是也。又有随地异名，非由合他水而然者，沇东流为济，漾东流为汉，又东为沧浪之水是也。有大水分为支流而异其名者，江别为沱，汉别为潜，河别为漯是也。有伏流显发而异其名者，济溢为荥是也。小水合大水谓之入，大水合小水谓之过，二水势均相入谓之会，此又正名辨分之义，高出《地志》、《水经》者矣。山体不动，其盘其广大者，亦不过占数郡县。若水则源远流长，往往灌注于千里之外，伏见离合，曲直向背，变化无方，名称不一，故撰《山经》易，撰《水经》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