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４９年春天，我从退伍军人助学金中支了一笔钱，然后去了丹佛，想在那里定居下来。我象一个孤独的老人一样，住在美国的中部。那里什么人也没有－－没有芭比。罗林斯，雷。罗林斯，蒂姆。格雷，贝蒂。格雷，罗兰。梅奇，狄恩。莫里亚蒂，卡罗。马克斯，埃迪。邓克尔，罗伊。约翰逊，汤米。斯纳克，这些人一个也没有。我终日徘徊在卡尔提斯街和拉瑞默街，有时到水果商场找点活干。１９４７年我曾经在那里干过活，那是我一生中最艰苦的一段工作。我和几个日本小伙子必须用一个撬扛把一只装满西瓜的大箱子搬到１００码以外的铁路上，而每拉一下只能移动四分之一英尺。我们不断把箱子从结冰的冷藏室里搬到强烈的阳光下，一冷一热，禁不住直打喷嚏。上帝啊，真不知道这样干是为了什么。
我在黄昏的血色中踽踽而行，感到自己不过是这个忧郁的黄昏大地上一粒微不足道的尘埃。我慢慢地走过温得萨旅馆，狄恩和他父亲在大萧条的３０年代就住在这里。我四处搜寻着想象中的往昔那个可怜的带着传奇色彩的白铁工的影子。
夜晚，丁香花的气息扑鼻而来，我漫步在第２７街和丹佛的黑人聚居区，全身的肌肉隐隐作痛。我真希望自己是个病人。对我来说，白人中最好的工作也太不够味，没有乐趣，缺少刺激。在一个小饭馆里，有人在卖用纸包着的又热又红的辣椒干。我停下来买了一点儿尝尝，然后继续在神秘的夜色中行走，我希望我是个丹佛的墨西哥人，或者是一个穷困、勤劳的日本人，或者是其他什么人，但我现在却令人沮丧的只是一个“白人”。我的全部生活都是为了实现白人的抱负，这就是我要抛弃象特里这样的好姑娘的原因，从路旁的墨西哥人和黑人住宅的游廊里，传来轻声的低语，偶尔有几个肉感的姑娘迈着黑黑的大腿从玫瑰树后面走过，不时闪过几张黑色的面孔。孩子们则坐在躺椅里，象老人一样。一群黑人妇女从我身边走过。其中一个年轻的女人离开一位象是她母亲的老妇，冲着我跑了过来。“您好，乔！”
她猛然发现我不是乔，便羞涩地跑了回去。我真希望我就是乔，但我只是我，索尔。佩拉提斯。在这个温柔的难以忍受的夜晚，无精打采地徘徊在平静的夜色中，希望自己能够变成一个快乐、真诚、热情奔放的黑人。这些不饰边幅的邻居让我想起了狄恩和玛丽露，他们从孩提时代就熟悉这些街道，我多么希望能够找到他们呀。
沿着第２３街往下走，一群孩子正在进行一场垒球比赛。巨大的照明灯照亮了整个球场，每个人都很卖力。参加这个奇怪的球赛的人五花八门，有白人、黑人、墨西哥人和纯种的印第安人，这些小运动员都穿着运动服，神情认真地玩着球。在我的生活里，从来没有象这样的夜里，在灯光照明下，在家人、女朋友和邻里的孩子面前进行体育活动，这类活动总是在学校里，集中地、表情严肃地进行，根本没有这些儿童特有的乐趣。现在，这一切对我已经太迟了。我坐了下来，旁边是一个老黑人，显然他每晚都来观看比赛；紧挨着他的是个白人，一个个不太高的运动员；然后是一家墨西哥人，然后是一群女孩子和一群男孩－－各种各样的人都有。噢，那天晚上的灯光是那么令人伤感！年轻的投手看上去就象狄恩，坐在那里的一个漂亮的金发女郎看上去则象玛丽露。这就是丹佛的夜晚，我过去的一切都统统消失了。
大街对面，几家黑人全家懒洋洋地坐在台阶上。聊着天。透过树丛，可以看到繁星满天的夜空。有时，他们去看看比赛。大街上，汽车穿梭如流，街角的交通灯红了，它们便停了下来。空气中，弥漫着骚动不安的气氛，这是真正快乐生活的颤音，这种生活不知道什么是失望，不知道什么是“白人的悲哀”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一个老黑人的口袋里装满了一罐啤酒，他不时地打开喝一口，旁边一个白人老头妒忌地瞟着啤酒罐。我真想死掉算了！我急忙从那里走开。
我去看望我以前认识的一位有钱的姑娘。到了早上，她从丝绸钱袋里取出一张１００元的支票，说：“既然你那么向往到圣弗兰西斯科的旅行，拿着这个去寻找你的快乐吧。”这下，我的问题全部解决了。我花了１１元钱坐上了一辆到圣弗兰西斯科的旅行汽车，又开始了横跨大陆的旅行。
两个家伙开着车，他们说他们是拉皮条的。另外两个人和我是乘客，我们紧挨着坐在一起，一门心思想着最终的目的地。我们的车一路上经过了许多城市。在穿过科罗拉多州和犹他州交界的大沙漠时，在沙漠之上，在被太阳照射成金色的云层中，我看见了上帝，他似乎在伸出手指对我说：“穿过这里，一直向前。你们正走在通向天堂的大路上。”噢，好吧，我们一直向前。直到一个午夜，我又一次看见了伸向海湾的圣弗兰西斯科这个神奇的城市。
我立即跑去找狄恩，如今他有了一幢小寓所。我急于想知道现在他在想什么，发生了什么。
以前的一切都不复存在了，我什么也不抱怨，只是向前走。凌晨两点，我敲响了他家的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