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
康熙五十一年三月间，我（关押）在刑部监狱里，看见犯人死去而从墙洞里拖出去的，每天有三四个人。（狱中）有个原洪洞县的知县杜君，站起来说道：“这是瘟疫发作了呵。现在气候正常，死的人还不多，往年（这时候）多到每天十多人。”我问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杜君说：“这种疾病很容易传染，传染上的人，即使是他的亲属，也不敢同他一起居住。而狱中有老监四座，每座老监有五间房子，看守们住在当中一间里，在房前的墙上开有窗户，用来通光，屋顶也开有天窗，用来透气。旁边的四间牢房却没有开窗，可是关在里面的犯人经常有二百多人。每到傍晚便落了锁，犯人的尿尿也都封闭在牢房里，同食物的气味混在一起。再加上严冬时节贫穷的犯人在地上睡觉，等到春天地气上升，很少有不生病的。监狱里有个老规矩，天亮了才开锁，当深更半夜的时候，活人跟死人脚靠脚头靠头地躺着，没有办法避开，这就是传染上的人多的原因。更值得奇怪的是，那些大强盗和犯案多次的贼，杀过人，案情重大的囚犯，精气特别旺盛，染上这种病症的十个当中没有一两个，有的即使染上了，随即也就好了。那些接连死去的，都是因为罪轻被押以及被牵连的，被当作人证而不该受法律制裁的人。”
我说：“京城里有顺天府的监狱，有五城兵马御史衙门的监狱，为什么刑部衙门监狱里关押的犯人竟多到这种程度呢？”杜君说：“近年来的诉讼案件，（只要）案情稍微重一点，顺天府、五城兵马御史衙门就不敢专擅判决；再加上掌管京城九门守卫工作的步兵统领访查、缉捕、检举、盘查出来的犯人，统统归刑部监狱关押；而十四司的郎史、员外郎当中的那些喜欢多事的，以及官署内管文书的小史、典狱官、看守们，都以关押的人越多越有利可图，稍微有点牵连的，就一定用尽方法捉来。如果进了监狱，不管有罪无罪，一定给戴上脚镣手铐，关在老监里，使（他们）痛苦得无法忍受了，然后就劝导他们去找保人，放他们出狱住在老监的外边，估计他们家里拥有的财产作为勒索的标准，而得来的钱就由官和小吏瓜分了。中产以上的人家，都竭尽自己的资财来找保人，家产少一点的，要求去掉脚镣手铐住到老监外面的板屋里，费用也要好几十两银子。只有（那些）非常贫穷无依无靠的犯人，才戴上刑具关押，一点也不宽容，还把他们做为标本警告其余的犯人。有的同案被囚的人，犯罪情节严重的反而出来住在外面，而罪轻的、无罪的却遭受那披枷戴锁的痛苦。他们心里积聚着忧愁愤恨，睡眠饭食又违背常规，等到生了病，又没有药物治疗，所以常常造成死亡。”和我同案被关押的朱老先生、姓余的书生及早在狱中的同官县的僧某人，先后传染上瘟疫死去，他们都是不应该受到重罚的。又有个姓什么的用不孝的罪名控告他的儿子，（他）左右的邻居（受牵连）被戴上刑具关进老监，整夜大哭大叫直到天亮。我对这些事有感触，就拿杜君的话普遍询问狱中的人，大家说的都一样，于是便写了下来。
凡是判了死罪的案件上奏（以后），刽子手就先等在牢房外面，支使他的同伙进去勒索财物，这叫做“斯罗”。家中富有的犯人，同伙就找他的亲属（谈），对贫穷的犯人就当面告诉他。（对）其中受凌迟碎剐的，就说：“要是顺从我，就先刺心脏；不然四肢砍完了，心还不会死。”（对）其中受绞刑的，就说：“要是顺从我，开始一绞就能断气；不然绞三次（还要）加用别的刑具，然后才能死去。”只有对那些砍头的，没有什么好要挟的，但是还要留下他的脑袋做抵押品。因此，有钱的贿赂往往要花几十两甚至上百两银子，没有钱的也要把自己的衣服卖光；一点财物没有的，就按照说过的那样来惩处他。负责捆绑犯人的也是这样，（犯人）不能顺从他的心愿，捆绑时就先折断他的筋骨。每年秋天集中处决犯人时，勾着姓名立即执行的占判死罪囚犯的十分之三四，留着暂不执行的占十分之六七，都被捆绑到行刑的西市去等待命令。那些在捆绑时受了伤的，即使侥幸保留了性命，也要病上好几个月才能痊愈，有的竟然成为残废。
我曾经找一个老年管文书的小官询问过这件事：“他们跟那些被处决、被捆绑的人，不是有什么仇恨，只不过希望得到一点财物而已；果真没有，最后也就宽容宽容他们，这难道不是一种善行吗？”回答说：“这是为了立下规矩以警告其余的犯人，而且也用来惩戒后来的人；不这样，那就人人都会有侥幸的心理。”专管给犯人戴手铐、打板子的人也是这样。跟我同案被捕用木制刑具拷打审问的有三个人：一个人给了二十两银子，（结果）骨头受了点轻伤，病了一个多月；一个人给的（比他）多了一倍的银子，（只）打伤了皮肤，二十天就伤愈了；一个人给（的是他）六倍的银子，当天晚上走起路来就跟平时一样。有人问他们道：“犯罪的人贫富不一样，你们已经从各个犯人身上都得了钱财，又何必还要按出钱多少来分别对待呢？”（他们回答）说：“没有差别，哪个肯多出钱呢？”孟子说过：“选择职业不可以不慎重。”（这句话）真对啊！
刑部里（有个）老年管文书的小官，家里暗藏着伪造的印章，公文下发给各省，往往偷偷地更换它，增加或删节那些重要的语句，奉命执行的人没有谁能分辨真假。那些上奏给皇帝和送各部的公文，还不敢这样做。（政府的）法令规定：大盗没有杀人，以及另外的共同参与作案而人数多的案犯，只要主谋的一、二人立即处决，其余的案犯经过秋天的大审，都减刑遣发到边远地方去服役。案文送上去，其中有立即处决的，刽子手就预先等侯在牢房门外。命令一下去，就（把死罪案犯）绑上押出来，一点时间也不拖延。有某姓兄弟二人，因为犯了把持公仓的大罪，依照法律应该立即处决。罪案已经判决了，管文书的某人告诉他们说：“给我一千两银子，我使你们活下去。”他们问他有什么办法，他说：“这没有什么困难，我另外准备一份奏章，判决词不用改动，只不过拿两个列在同案名单后面的单身汉而又没有亲戚的从犯替换你们的名字，等到案文加封上奏的时候偷偷地换一下罢了。”他的一个同事说：“这可以欺骗死去的犯人，却不能欺骗主审官，如果他发现错误再上奏章请示，我们就活不成了。”管文书的某人笑着说：“（他）重新上奏请示，我们这些人固然活不成，但是主审官也要一个个罢官离开，他们不能拿这两个人的性命来换掉他自己的官职，那么我们这些人也就始终没有死的道理了。”他居然这样办了，同案名单中后面的两名从犯马上被处了死刑。主审官惊吓得口张舌翘，但到底不敢追究。我在监狱里，还见过某姓兄弟俩，牢房中的犯人都指着说：“这两个人就是用某人、某人换来他们的脑袋的。”
凡是杀人（的罪犯），如果审判书中没有预谋、故意杀人罪名的，经过秋季的大审归入情有可怜、其罪可疑一类，就可以免除死刑，官吏就借这个规定来钻法律的空子。有个叫郭四的，总共杀过四次人，一次次归入情有可怜、其罪可疑的一类，接着碰到了大赦。（他）即将出狱了，天天跟他的一伙人摆设酒席，尽情高歌到天亮。有人问他以往的事情，他就一桩桩一件件地详细叙说，神情面色是那样洋洋自得，好象是在自我夸耀。唉！贪官污吏忍心于贪赃枉法，是不值得责备的；可是不明白治狱之道，好官也多把使犯人免去一死当做功德，却不去追究那些案件的真相，他们使好人蒙受冤枉，也厉害得很哪！
有些奸狡的人长期关在监狱里，同狱卒内外勾结，很捞了些钱。山阴县有个姓李的，因杀人被关在监狱里，每年能够弄到几百两银子。康熙四十八年，因为大赦被释放出来。在外面过了几个月，（他感到）寂寞无聊没有什么事可干，他的同乡中有一个杀了人的，于是他就代替那个同乡承担杀人的罪名。原来按法律规定不是故意杀人就一定长期关押，终久没有死罪。（康熙）五十一年，又遇大赦，又根据赦令减刑等待发配到边外去戍守。（他）叹息说：“我没有机会再到这里来啦！”按照旧例，发配充军的犯人要转到顺天府监狱关押，等候遣送。那时正好是冬天，停止遣送。姓李的写呈文请求留在刑部狱中等到来年春天遣送，请求了好几次，都没有得到批准，他很失望地转移许多出去。
方苞（1668-1749），清代散文家。字凤九，号灵皋，晚年又号望溪，桐城（今安徽桐城）人。康熙年间进士。1711年因文字狱牵连入狱，得人营救，两年后出狱。后官至礼部侍郎。他是桐城派古文的创始人，当时颇有影响。主张写文章应讲究“义法”，“义”指文章的内容，要符合封建的纲常伦理；“法”指文章的形式技巧，要结构条理，语言雅洁；从而做到“言之有物”，“言之有序”。提倡义理、考据、词章三者并重。所作文章多宣扬封建礼教，有的也很有思想意义。著名的《狱中杂记》，记述了在狱中耳闻目睹的种种丑恶事实，暴露了清代司法制度的腐朽和黑暗。有《方望溪先生全集》传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