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惊讶、甚至可说骇人听闻的是，我们的道德——几乎与所有民族相同的道德，正以公认的原则和行为准则的名义向我们发出那么多的谬论。这门科学，就其基本原理及其结论来说都应象数学本身那样简单明了，却被如此之多的模糊而复杂的观念以及总是以错误为前提的主张所歪曲，以致人的头脑几乎不可能摆脱这种混乱：它习惯于相信那些自己无力考察的东西。的确，有千百万被认为是肯定无疑的、人们不断据以推理的命题，无非都是一些偏见。我常常拿它们。
在希腊文里意思是指一个真正有资格统治世界帝国的人的英雄行为。——译注
同古董家根据伪造的纪念章写出的学术著作相比。如果有人对这些博学者受到某个铸工的欺骗而感到惊讶的话，那么当一个哲人发现人们多少世纪以来屈从于那些不断扰乱他们安宁的谬误的时候，他也会同样感到惊讶。这种盲目性及其持续时间之长和难于治愈的根本原因是：真理是一种如此精致、准确和敏锐的尺度，以致于稍有失误就会发生偏差；开始时，这种偏差极其微小，几乎看不出来，随之便迅速增大；其发展的速度和递增的程度比任何一种可以计算的错误都要大得多。但它有这么一点令人讨厌的不同之处，那就是：人愈犯错误，愈不以为自己有错；如果他一旦认识到迷误，那时这个迷宫竟如此之大、如此迂回曲折，从而会使他害怕和不知所措，他也就不能或不敢去寻找走出这个迷宫的路径了。
近代，甚至当代，象培根、霍布斯、洛克、蒲泊和孟德斯鸠等派人物都感到，道德是哲学中最不完善的部分，这是因为其观念繁杂，其原则变幻无常，其方法又无规可循所致；它的方法不能用以证明任何东西，而且每一步都会遇到其反面也同样能站得住脚的命题。
这些困难使一部分伟大人物却步，而使另一部分陷入了普遍的怀疑；只有其中某些人试图把这个整体分成若干部分，并且分别对其各个部分进行考察，但是他们不敢作出任何结
亚历山大。蒲泊
（168—1744年）
：英国诗人，讽刺诗《邓西亚特》
（1728年）
的作者。
他在诗中嘲笑了清教徒的文学。
173年，蒲泊发表了他的《人论》
，用诗的形式表达了他的哲学的乐观主义。——译注
论，这或者由于他们未能发现这个复杂结子的活头，或者因为他们只满足于给读者指出一条道路让他们自己猜测下去。
古今道德家的错误根源；为了认识和避免这些错误，他们本应做些什么
我力求发现错误链条的第一个环节，并显示使我们的道德家和立法者越来越离开真理的这一最初的偏差点。请听一。
听他们都说些什么吧！他们会向你们提出下面这个重要命题作为他们体系的不容争议的原则和基础：人生来就是不道德。
的和凶恶的。
某些人则说，不对，不过人现在所处的环境、他
的气质本身，不可避免地促使他变得邪恶而已（人们在散文和诗中曾就这个题目写过多少胡言乱语啊！）
所有的人都严格接受这一点，谁也没有想到有可能是另外一回事；因而谁也没有发现可以提出和解决下面这个极妙的问题：找到这样的环境，人在其中几乎不可能腐化或作恶，或者最多只犯最轻的罪）我们古代的教师们由于忽略了这个问题及其解决办法，也就觉察不到一切罪恶最初的唯一根源，看不见能使他们认识错误开端的明显的唯一媒介。我们现代的教师们在步他们。
的后尘，离最初的真理更远了，这一真理本来能使他们清楚地认识邪恶的本源、性质和彼此的联系，认识通常的道德要提供的救治药方之无效。我认为，他们借助这种认识，本来可以轻而易举地把这种教育上的道德分成若干部分，证明它
的假设的虚假，它的戒律的无力，它的箴言的矛盾，它的手段是和要达到的目的背道而驰的；——一句话，本来可以详细证明这个怪异的整体的每部分的缺陷。
这种分析，象分解数学方程式一样，排除和消掉一切虚数和疑问，最后求出那个未知数，我是说，得出真正可以得。
到最明确证实的道德。
我用这种方法发现，我们的智者为了力求挽救堕落（他们错误地认为这是人的地位注定的属性）
，总是由这样的设想开始：这个堕落的原因是在它从来不存在的那个地方，他们恰恰把这种毒药当作良药去治疗他们认为是病因的病症。
这班饶舌家不断地互拾牙慧，谁也没有料想到：人类堕落的原因，正是他们最初的一篇说教。在他们看来，他们说教的内容那么纯洁，那么庄严，他们的法律、规则那么明智，那么值得尊重，以致人们不敢把这种极大的祸害归咎于他们；他们则宁愿把这种祸害推到自然的身上：这样一来，尽管人从自然界脱胎出来时都不带有任何形而上学观念或道德观念，而只具备接受这些观念的能力；尽管人在生存的初期与其说倾向于某种猛烈的激情，倒不如说对任何活动都十分淡漠，可是这样的人，却被我们大多数哲学家认为原来就存在大量的恶习，其中夹杂着若干天赋的美德和天赋的思想。人甚至在出生以前，就已经怀着有害的堕落的种子，促使他为谋求自己的利益，如果可能的话，甚至不惜损害整个人类和整个宇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