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嘱原文: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殓，即行槁葬于清华茔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陈寅恪）、吴（吴宓）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必不至饿死也。五月初二日父字。
[遗嘱透视]
王国维（1877~1927），王国维遗书字静安、伯隅，号观堂、静观，浙江海宁盐官人。清秀才。我国近现代在文学、美学、史学、哲学、古文字、考古学等各方面成就卓着的学术巨子。
头顶瓜皮小帽，身穿一袭长袍，脑后托着长辫，脚踏一双布鞋，这就是王国维留给世人的印象。他貌不出众，但才华横溢，是中国近现代最杰出的集哲学、经学、史学、戏曲学、甲骨学、敦煌学等研究于一身的学术巨星。
然而，正值盛年的他却走上了一条自我了断的不归之路。昆明湖澄净的湖水，藏着王国维的一缕孤魂；清华园的茔地，成了这位国学大师最后的归宿……
王国维为何要自尽？他内心有什么无法言说的凄苦，又是什么原因促使他产生"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的厌世心理？他在学术领域辛勤耕耘、硕果累累，令世人啧啧称道，在"十大国学大师"网评榜上位列第一；他对个人生死的选择却是一个未解之谜。兴许，我们从他的遗嘱中，能看出一些端倪。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
王国维对于王国维的死因，历来存在诸多争议。当时一个流传很广的说法是他的死出于儿女亲家罗振玉的逼债。他死后不久，就有人在《文学周报》上发表文章阐述这种猜测。
罗振玉与王国维的关系非同一般，对其有知遇之恩。王国维青年时，对八股文不感兴趣，屡应乡试而不中，于是在戊戌变法之际弃绝科举。22岁起，他至上海《时务报》馆任书记校对。工作之余，他到罗振玉办的"东文学社"学习，结识了罗振玉。罗振玉慧眼识才，在各方面提携奖进，并于1901年资助王国维赴日本留学。回国之后，王国维又在罗振玉推荐下执教于南通、江苏师范学校，讲授哲学、心理学、伦理学等。1906年罗振玉奉调入京，王国维也随之赴京，任清政府学部总务司行走、图书馆编译、名词馆协韵等。可以说，王国维人生的辉煌时刻都与罗振玉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罗振玉还将女儿嫁给王国维的儿子，两家正式结为亲家，但后来王国维与罗振玉的关系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郭沫若说:"据他的死，实际上是受了罗振玉的逼迫。详细的情形虽然不十分知道，大体的经过是这样的，罗在天津开书店，王氏之子参与其事，大折其本。罗竟大不满于王，王之媳乃罗之女，竟因而大归。这很伤了王国维的情谊，所以逼得他走上了自杀的路。"但这也仅是一种推断，并无足够的证据。
第二种推测是殉清说。1922年，王国维受聘北京大学国学门通讯导师。翌年，王国维受废帝溥仪征召出任"南书房行走"，食五品禄。王国维只有秀才学历，却受此"隆恩"，更对逊帝有国士知遇之感。他至老也没有剪掉脑后长长的辫子，成了"胜朝遗老"。王夫人问他，大家都把辫子剪了，你还留着干嘛？王国维答道:"既然留了，又何必剪呢？"
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驱逐溥仪出宫。王国维引为奇耻大辱，愤而与罗振玉等前清遗老相约投金水河殉清，因为家人阻挠才没有实现。三年后，王国维投昆明湖自尽，人们从他的衣物中发现他留给其儿子王贞明的遗书，上书"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所谓只欠一死，难道是王国维为实现三年前未竟之心愿，以向世人表其终忠节？鲁迅在《谈所谓"大内档案"》一文中，称王国维"在水里将遗老生活结束"，可见他也认为王国维是殉清而死。当时，清华校长曹云祥和罗振玉、吴宓等均持此说。
第三种推测是殉文化说。与王国维同为清华导师，且精神相通的陈寅恪起先将王国维的自杀归结于殉清，但后来认为这种观点仅"局于一时间一地域"，并没有综合分析王国维的平生志向。他认为王国维是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价值观日渐式微的隐忧与无奈而死的。他说:"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艰；其表现此文化之程度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王观堂先生挽词》）陈寅恪的诠释得到了很多文化人的认同，在文化界产生了重要影响。梁启超将王国维比作伯夷、叔齐，认为王气节崇高，自杀而并非怯懦之举。
王国维一生笃信旧学，热爱中国传统文化，对国学有着十分精深的研究。1925年，王国维受聘任清华研究院导师，教授古史新证、尚书、说文等，与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被称为清华四大导师。然而，20世纪初正是中国思想激荡的时期，一切旧的信仰权威都被置于怀疑之列，传统文化也在西学的冲击下日渐衰微，王国维为此而忧心忡忡。另外，王国维深受西方悲观主义哲学的影响，对时局常发悲观之语，或许是在多重因素的综合作用之下，使王国维精神失落，看不到前路的希望。但这一切都只是后人的猜测，而真正的谜底，已无人能知，无证可考了。
"书籍可托陈（陈寅恪）、吴（吴宓）二先生处理。"
王国维自沉颐和园，遗书中指定陈寅恪和吴宓处理自己遗留下来的书籍。由此可见王国维对陈吴两位的信任。王国维从小性格内向孤僻，不善交际。吴其昌在怀念恩师时言:"平时先生寡言笑，状似冷漠，极乏趣味，醇湛的襟度，现出他学人的本色。"
王国维与吴宓交往甚密。吴宓任清华研究院筹备处主任时，亲自去请王国维来担任导师。他到了王国维家里，行三叩首礼。一个留学西洋的年轻人，用隆重的旧礼表达他对王国维的敬重和诚挚的邀请，令王国维很受感动，所以痛快地答应了吴宓。在清华园里，王国维写出了20世纪中国
美学的重要着作《人间词话》。王国维王国维故居还精通英文、德文、日文，使他在研究宋元戏曲史时独树一帜，成为用西方文学原理批评中国旧文学的第一人。
王国维平时不善理财，每月工资悉数交给夫人，自己出门很少带钱。在自尽的那天早晨，王国维忽然找到吴宓，说有事将外出，需借用2元钱，吴宓随手给他5元纸币。王国维接钱后就出校门雇人力车急行而去，直奔颐和园。他要借钱时第一个想到的人便是吴宓，可见两人关系非同一般，所以王国维在遗书中托吴宓整理遗稿也就不足为怪了。
除了吴宓，陈寅恪也是一个与王国维精神相通的人。陈寅恪与王国维同为一代文化之巨擘，王国维大陈寅恪13岁,但他们是"许我忘年为气类"的相知。在王国维的灵堂前，别人都行三拜之礼，唯独陈寅恪三跪九叩。陈寅恪按照王国维的嘱托，帮他整理遗着，并为之作序。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这篇着名的序言中，陈寅恪从三个方面总结了王国维的学术内容和学术方法，即"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并认为王国维据此在考古、上古史、边疆史地、文艺评论等许多方面取得的成就"皆足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王国维的"学无新旧"、"二重证据法"、"中西化合"等方法对构建中国现代的学术思想乃至推动民族文化的发展，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后来，清华大学师生为王国维立纪念碑，陈寅恪又为王国维写了墓志铭。他在《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说:"士子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陈寅恪为王国维作的挽词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他把王国维的死，看作是一个学者追求和保持自己的"独立自由之意志"。陈寅恪进一步说:"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着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这是对王国维的整个生平学术的盖棺论定，也是陈寅恪思想和性格的表露。
"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必不至饿死也。"
王国维3岁时,母亲不幸去世,29岁时父亲去世,30岁时继母和妻子相继去世，一系列的家庭重大变故使王国维增添了许多深刻的人生体验。他一向对钱财、官位看得很轻，日常生活用品也主要是夫人添置。王国维写遗嘱时，长子已去世，二子又不在身边，只有三儿子王贞明住在家。遗嘱并没有涉及财产分配之事，简单地勉励儿子:"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必不至饿死也。"王国维对儿子没有提出什么过高的要求，只有"不至饿死"的最低期望。他知道时局动荡衰微，能苟存于世恐已不易了。"谨慎"，是王国维做人、做事、做学问的态度，尤其是其治学态度缜密严格，为后人称道；"勤俭"，是王国维对生活的基本观念。他的注意力既不在衣着，也不在食物，而是聚焦于开拓学术研究领域，追问人生最终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