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九）罗振玉流沙坠简序
予与罗叔言参事，考证流沙坠简，近始成书，罗君作序，其文乃类孔仲远《诸经正义序》
及颜师古《汉书注序》，兹并录之。曰：光绪戊申，予闻斯坦因博士访古于我西陲，得汉人简册，载归英伦。神物去国，恻焉疚怀。越二年，乡人有自欧归者，为言往在法都亲见沙畹博士方为考释，云且板行，则又为之色喜，企望成书有如望岁。及神州乱作，避地东土，患难余生，著书遣日，既刊定石室佚书，而两京遗文顾未寓目，爰遗书沙君求为写影。嗣得报书，谓已付手民，成有日矣。于是望之又逾年。沙君乃亟寄其手校之本以至，爰竟数夕之力，读之再周，作而叹曰：千余年来，古简策见于世，载于前籍者，凡三事焉：一曰晋之汲郡，二曰齐之襄阳，三曰宋之陕石。顾厘冢遗编，亡于今文之写定；楚邱竹简，毁于当时之炬火；天水所得，沦于金源。讨羌遗檄，仅存片羽，异世间出，渐灭随之。今则斯氏发幽潜于先，沙氏阐绝业于后，千年遗迹，顿还旧观，艺苑争传，率土咸诵。两君之功，或谓伟矣。顾以欧文撰述，东方人士不能尽窥，则犹有憾焉。因与同好王君静安分端考订，析为三类，写以邦文，校理之功，匝月而竟。乃知遗文所记，裨益至宏，如玉门之方位，烽燧之次第，西域二道之分歧，魏晋长史之治所，部尉曲侯，数有前后之殊，海头楼兰，地有东西之异，并可补职方之记载，订史氏之阙遗。若夫不觚证宣尼之叹，马夫订《墨子》
之文。字体别构，拾洪丞相之遗；书迹代迁，证许祭酒之说。是亦名物艺事，考镜所资，
如斯之类，偻指难罄。惟是此书之成，实赖诸贤之力，沙氏辟其蚕丛，王君通其艺术，僧雯达识，知《周官》之阙文，长睿精思，辨永初之年月。予以谫劣，滥于编摩,蠡测管窥，裨益盖鲜。尚冀博雅君子，为之绍述，补阙纠违，俾无遗憾。此固区区之望，亦两京博士及王君先后述作之初心也。
（三十）殷墟书契考释序
上虞罗叔言参事所著《殷墟书契考释》，海宁王静安为之后序，惟其初稿乃用骈体，笔意渊雅，有北朝初唐人遗意，近时作者，不能及也。其词曰：商遗先生《殷墟书契》
成，余读而叹曰：自三代以后，言古文字者，未尝有是书也。炎汉以来，古文简出，孔壁汲冢，与今之殷墟而三。壁中所得，简策殊多，尚书礼经，颇增篇数。然淹中五十六卷，不同于后氏者十七，孔氏四十五篇，见于今文者廿九。因所己知，通彼未见，事有可藉，切非至难。而太常所肄，不曲台之书；临淮所传，亦同济南之数。虽师说之重，在汉殊然，抑通读之方，自古不易。至于误厨序，以B为均，文人之作宁人，大邑之书天邑，今古异文而同谬，伏孔殊师而沿讹。言乎释文，盖未尽善。晋世中经，定于荀东。今世所存，穆传而已。读其写定之书，间存隶古之字，偏旁缔构，殊异古文。随疑分释，徒成虚语，校之汉人，又其次矣。其余郡国山川，多出彝器，始自天水，讫于本朝。吕薛编集于前，阮吴考释于后。恒轩晚出，尤称绝伦。愿于创通条理，开拓阃奥，慨乎其未有闻也。夫以壁经冢史，皆先秦之文；姬嬴汉晋，非绝远之世；彝器多出两周，考释已更数代，而校其所得，不过如此。况乎宣圣之所无徵，史籀之所未见，去古滋远，为助滋寡，欲稽而明之，岂易易哉。
殷墟书契者，殷商王室命龟之辞，而太卜之所典守也。其辞或契于龟，或勒于诸骨，大自祭祀征伐，次则行章畋渔，至于牢鬯之数，风雨之占，莫不畛于鬼神，比其书命。爰自光绪之季，出于洹水之墟。先生既网罗以入秘藏，摹印以公天下，复于暇日，撰为斯编。余受而读之，见其学足以指实，识足以洞微；发轸南阁之书，假途苍姬之器，会合偏旁之文，剖晰孳乳之字；参伍以穷其变，比校以发其凡，悟一形繁简之殊，起两字并书之例。上池既饮，遂洞垣之一方；高矩攸陈，斯举隅而三反。颜黄门所谓癒括有条例，剖析穷根源者，斯书之谓矣。
由是大乙卜丙，正传写之伪文；入商宅殷，辨国邑之殊号。至于诹日卜牲之典，王宾有睪之名，賧燎薶沈之用，牛羊太豕之数。损益之事，羌难问夫周京；文献之传，夙无徵于商邑。凡诸放佚，尽在敷陈，驭烛龙而照幽都，拊彗星而扫荒翳，以视安国所隶定，广微之所撰次者，事之难易，功之多寡，区以别矣。是知效灵者地，复开宛委之藏；宏道惟人，终伫台陵之说。后有作者，俟此知津。甲寅冬十有二月旬有一日。海宁王国维。
（三十一）屈子文学之精神
我国春秋以前，道德政治上之思想、可分之为二派：一帝王派，一非帝王派。前者称道尧、舜、禹、汤、文、武，后者则称其学出于上古之隐君子，（如庄周所称广成子之类。）或托之于上古之帝王。前者近古学派，后者远古学派也。前者贵族派，后者平民派也。前者入世派，后者遁世派（非真遁世派，知其主义之终不能行于世，而遁焉者也。）也。前者热性派，后者冷性派也。前者国家派，后者个人派也。前者大成于孔子、墨子，而后者大成于老子。（老子、楚人，在孔子后，与孔子问礼之老聃系二人。说见汪容甫《述学?老子考》。）故前者北方派，后者南方派。此二派者，其主义常相反对，而不能相调和。初孔子与接舆、长沮、桀溺，荷蓧丈人之关系，可知之矣。战国后之诸学派，无不直接出于此二派，或出于混合此二派。故虽谓吾国固有之思想，不外此二者，可也。
夫然故吾国之文学，亦不外发表二种之思想。然南方学派则仅有散文的文学，如老子、庄、列是已。至诗歌的文学，则为北方学派之所专有。《诗》三百篇‘大抵表北方学派之思想者也。虽其中如《考槃》、《衡门》等篇，略近南方之思想。然北方学者所谓“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者，亦岂有异于是哉？故此等谓之南北公共之思想则可，必非南方思想之特质也。然则诗歌的文学，所以独出于北方之学派中者，又何故乎？
诗歌者，描写人生者也。（用德国大诗人希尔列尔之定义。）此走义未免太狭，今更广之曰“描写自然及人生”，可乎？然人类之兴味，实先人生，而后自然，故纯粹之模山范水，流连光景之作，自建安以前，殆未之见。而诗歌之题目，皆以描写自己之感情为主。其写景物也，亦必以自己深邃之感情为之素地，而始得于特别之境遇中，用特别之眼观之。故古代之诗，所描写者，特人生之主观的方面；而对人生之客观的方面，及纯处于客观界之自然，断不能以全力注之也。故对古代之诗，前之定义，宁苦其广，而不苦其隘也。
诗之为道，既以描写人生为事，而人生者，非孤立之生活，而在家族、国家及社会中之生活也。北方派之理想，置于当日之社会中，南方派之理想，则树于当日之社会外。易言以明之；北方派之理想，在改作旧社会；南方派之理想，在创造新社会，然改作与创造，皆当日社会之所不许也。南方之人，以长于思辩，而短放实行，故知实践之不可能，而即于其理想中求其安慰之地，故有遁世无闷，嚣然自得以没齿者矣。若北方之人，则往往以坚忍之志，强毅之气，持其改作之理想，以与当日之社会争；而社会之仇视之也，亦与其仇视南方学者无异，或有甚焉。故彼之视社会也，一时以为寇，一时以为亲，如此循环，而遂生欧穆亚（Humour）之人生观。《小雅》中之杰作，皆此种竞争之产物也。且北方之人，不为离世绝俗之举，而日周旋于君臣父子夫妇之间，此等在在界以诗歌之题目，与以作诗之动机。此诗歌的文学，所以独产放北方学派中，而无与放南方学派者也。
然南方文学中，又非无诗歌的原质也。南人想象力之伟大丰富，胜放北人远甚。彼等巧于比类，而善于滑稽：故言大则有若北溟之鱼，语小则有若蜗角之国；语久则大椿冥灵，语短则蟪蛄朝菌；至放襄城之野、七圣皆迷；汾水之阳，四子独往：此种想象决不能于北方文学中发见之，故庄、列书中之某部分，即谓之散文诗，无不可也。夫儿童想象力之活泼，此人人公认之事实也。国民文化发达之初期亦然，古代印度及希腊之壮丽之神话，皆此等想象之产物。以中国论，则南方之文化发达较后于北方，则南人之富于现，亦自然之势也。此南方文学中之诗歌的特质之优于北方文学者也。
由此观之，北方人之感情，诗歌的也，以不得想象之助，故其所作遂止于小篇。南方人之想象，亦诗歌的也，以无深邃之感情之后援，故其想象亦散漫而无所丽，是以无纯粹之诗歌。而大诗歌之出，必须俟北方人之感情，与南方人之想象合而为一，即必通南北之驿骑而后可，斯即屈子其人也。
屈子南人而学北方之学者也，南方学派之思想，卒与当时封建贵族之制度不能相容。故虽南方之贵族，亦常奉北方之思想焉，观屈子之文，可以徵之。其所称之圣王，则有若高辛，尧、舜、汤、少康、武丁、文、武，贤人则有若皋陶、挚说、彭、咸、（谓彭祖、巫咸，商之贤臣也，与“巫咸将夕降兮”之巫成，自是二人，《列子》所谓“郑有神巫，名季咸”者也。）比干、伯夷、吕望、宁戚、百里、介推、子胥，暴君则有若夏启、羿、浞、桀、纣，皆北方学者之所常称道，而于南方学者所称黄帝、广成等不一及焉。虽《远游》一篇，似专述南方之思想，然此实屈子愤激之词，如孔子之居夷浮海，非其志也。《离骚》之卒章，其旨亦与《远游》同。然卒曰：“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九章》中之《怀沙》，乃其绝笔，然犹称重华、汤、禹，足知屈子固彻头彻尾抱北方之思想，虽欲为南方之学者，而终有所不慊者也。
屈子之自赞曰：“廉贞”。余谓屈子之性格，此二字尽之矣。其廉固南方学者之所优为，其贞则其所不屑为，亦不能为者也。女媭之詈，巫咸之占，渔父之歌，皆代表南方学者之思想，然皆不足以动屈子。而知屈子者，唯詹尹一人。盖屈子之于楚，亲则肺腑，尊则大夫，又尝管内政外交上之大事矣，其于国家既同累世之休戚，其于怀王又有一日之知遇，一疏再放，而终不能易其志，于是其性格与境遇相得，而使之成一种之欧穆亚。《离骚》以下诸作，实此欧穆亚所发表者也。使南方之学者处此，则贾谊（《吊屈原文》）扬雄（《反离骚》）是，而屈子非矣。此屈子之文学，所负于北方学派者也。
然就屈子文学之形式言之，则所负于南方学派者，抑又不少。彼之丰富之想象力，实与庄、列为近。《天问》、《远游》凿空之谈，求女谬悠之语，庄语之不足，而继之以谐，于是思想之游戏，更为自由矣。变《三百篇》之体，而为长句，变短什而为长篇，于是感情之发表，更为宛转矣。此皆古代北方文学之所未有，而其端自屈子开之，然所以驱使想象而成此大文学者，实由其北方之肫挚的性格。此庄周等之所以仅为哲学家，而周、秦间之大诗人，不能不独数屈子也。
要之诗歌者，感情的产物也。虽其中之想象的原质，（即知力的原质。）亦须有肫挚之感情，为之素地，而后此原质乃显。故诗歌者实北方文学之产物，而非儇薄冷淡之夫所能托也。观后世之诗人，若渊明，若子美，无非受北方学派之影响者。岂独一屈子然哉！岂独一屈于然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