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文学之兴，自唐曹孟徵、宋李伯时兄弟[2]，以诗词翰墨，名播千载。及明三百年，科第、仕宦、名臣、循吏[3]、忠节、儒林，彪炳史志者，不可胜书。然是时风气初开，人心醇古朴茂，士之以文名者，大都尚经济，矜气节[4]，穷理博物，而于文则未尽雅驯[5]，以复于古。郁之久，积之厚，斯发之畅。逮于我朝，人文遂为海内宗，理势然也。盖自方望溪侍郎、刘海峰学博、姚惜抱郎中三先生相继挺出，论者以为侍郎以学胜，学博以才胜，郎中以识胜，如太华三峰[6]，矗立云表。虽造就面目各自不同，而皆足继唐宋八家文章之正轨，与明归熙甫相仲伯。乌呼！盛哉！然余又尝总观桐城先辈文，三先生外，其前后及同时者，无虑五六十家。虽不足尽登作者之堂，而其各有所得，堪以名家者复数人。其余或长经术，或优政事，或论学论文，记忠记孝，亦足以广见闻，备掌故[7]。
今夫言天文者，以日月为明，而恒星之熹微，亦未能或遗也；言地文者，以海岳为大，而泉石之幽窈，亦未能或略也；今世之言人文者[8]，以唐宋八家、明归熙甫为斗极矣[9]，而李翱、皇甫湜、孙樵、晁无咎、唐顺之、茅坤之撰著[10]，亦未尝不流布于后世也。然而，文胜则质表，巨帙重编，而于事理无关切要，徒乱学者之耳目，纷后人之心志，则又不可不精别慎择，以定其指归。
曩者，康熙间何存斋、李介须辑《龙眠古文》数十卷[11]，大抵多明人之文也。咸丰壬子春[12]，余与友人戴存庄论吾桐之文，以我朝为盛。然物胜则必反其本，然后可以久而不敝。天地之气运，流行不能自己，畜久则必盛，盛久则必靡，亦理之势然也。去其靡以救其弊，岂非乡后进者之责与？因相与取诸先辈文，精选得数卷，大约以有关于义理、经济、事实、考证者为主，而皆必归于雅驯。其空文无理论，或虽有事理则文鄙倍者[13]，不录。按时代以分卷次，其大家或数卷至十余卷，其足名一家者，或数卷至一卷，而杂家则数人一卷以附之。
自城陷后[14]，藏书之家，多被焚掠，心所知者，尚有数人，无可访问。存庄又被贼祸，客处怀远。自伤孤陋，无同力者，深恐此书中废，使数百年文献无征，则亦古之网罗放失保残守缺者之罪人也。避地鲁谼[15]，友人方宗屏为访得数人文补入之；今年授经东乡[16]，萧生敬孚又为访得数家集，皆为补选，于是遗逸者盖鲜矣。
夫学问之道。非可囿于一乡也。然而流风余韵，足以兴起后人，则惟乡先生之言行为最易人。而况当兵火之后，文字残缺，学术荒陋，使听其日就澌灭[17]，而不集其成，删其谬，俾后之人有所观感而则效焉，其罪顾不重与？
昔者，孔子编《诗》而附《鲁颂》[18]，删《书》而附《费誓》[19]，因《鲁史》以作《春秋》[20]，其惓惓于宗国文献如此[21]，是亦学者所当法也。今纂初成，将有山左之行[22]，因以稿本归敬孚而属其益加搜访校订以成之，爰书其义例于左云[23]。
咸丰八年秋八月[24]，柏堂逸民方宗诚撰[25]。
注释：
[1]《桐城文录》：戴钧衡与方宗诚合编的一部桐城派文选，收明末清初钱澄之至清代后期戴钧衡共八十三家文，全书七十六卷，保存了桐城乡土文献。[2]曹孟徵：曹松，字孟徵，舒州（今安徽省潜山县）人，唐昭宗光化间进士，能诗。潜山与桐城为邻县，古代同属庐江郡，所以作者以曹松为桐城文学始祖。李伯时：李公麟，字伯时，舒城人，北宋画家、书法家。舒城与桐城古代也同为庐江郡。[3]循吏：旧时指遵理守法的官吏。[4]矜（jīn）：注重，重视。[5]雅驯：讲究文采修辞。[6]太华：即华山，古称西岳。[7]掌故：前人事迹传说。[8]人文：泛指社会文化，此处主要指文章。[9]斗极：北斗星与北极星，有时专指北斗星。[10]李翱：字习之，唐朝散文家，曾从韩愈学古文。皇甫湜（shí）：字持正，唐散文家，也曾向韩愈学古文。孙樵：字可之，唐末散文家。晁补之，字无咎，北宋散文家，受苏轼赏识，为“苏门四学士”之一。唐顺之：字应德，人称荆川先生，明散文家，与归有光同为“唐宋派”作家。茅坤：字顺甫，号鹿门，明“唐宋派”散文家。[11]《龙眠古文》：桐城文人文集名，桐城县有龙眠山，故有此称。[12]咸丰壬子：咸丰二年（1852）。[13]鄙倍：浅陋背理。[14]城陷：指太平天国农民军1853年2月攻克桐城。[15]鲁谼（hóng）：在桐城县境内。[16]东乡：在桐城县境内。[17]澌（sī）灭：毁灭净尽。[18]“孔子”句：相传《诗经》为孔子编成，“鲁颂”是《诗经》中“颂”的一部分，共四篇，内容都是歌颂鲁僖公的。孔子是鲁国人，因而特地把它编入《诗经》中。[19]《费誓》：《尚书》中关于鲁国的一篇历史文献。是周初周公旦长子伯禽封于鲁地，为进攻淮夷、徐戎的一篇出师誓词。[20]“因《鲁史》”句：相传孔子作《春秋》是以鲁史官编的《鲁史》为基础写成的。《春秋》是一部周朝史书，用鲁国史编年。[21]惓惓：同“拳拳”，用意恳切。宗国：原指同姓诸侯诸国，此处指孔子本国。[22]山左：旧指山东。因山东在太行山以东。[23]爰（yuán）：于是。该文后附有“义词”，本书未录。[24]咸丰八年：1858年。[25]逸民：隐居之人。
方宗诚（1818—1888），字存之，号柏堂，安徽桐城人，为方东树从弟。诸生（秀才）。曾任枣强（今河北枣强县）县令，创敬义书院，官至安徽学政。曾从学于方东树，从事经学研究和古文创作。著有《柏堂文集》、《柏堂经说》等。
本文系统论述了桐城散文的发展源流，文章指出：方苞、刘大櫆、姚鼐“继唐宋八家文章之正轨”，强调了桐城派的文统之所在。本文论选文标准，概括了桐城派文论的基本内容，即方苞的“义法”说和姚鼐的“义理、考证、文章”三统一的观点。此外又强调了“经济”，即文章经时济世的作用。经时济世的思想，方、刘、姚的文论中已经涉及，但加以强调则是从曾国藩开始，后期桐城派作家都较重视，这是因为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的矛盾十分尖锐复杂，要求作家为现实服务。桐地派后期作家写了不少爱国忧民的文章，与“经时济世”的创作思想有重要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