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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浪漫底克的忧郁3

感谢上帝,他的造物之中最平庸的也以具有两副
脸相自豪,
一副用以对付社会,一副用以对付他所爱的女人!
意思之中,这无异说战斗是对付一般社会的唯一可能的态度。为什么?因为社会是残酷的,勃鲁宁会说。因为社会不愿照着你自己的估价而容纳你,我们会说。一对夫妇可能形成两个互相钦佩的伴侣,象勃鲁宁夫妇那样。有一个人在你身旁,随时准备来赞美你的工作,不管它配不配,那当然是挺愉快的。当勃鲁宁声色俱厉的指斥斐次奇娄特胆敢不赞赏勃鲁宁夫人的大作《奥洛拉·兰格》时,他一定觉得自己是一个出色的,有丈夫气的男子。这种夫妇双方都把批评精神收藏起来的办法,我总不觉得可以佩服。那是表现畏惧的心理,想躲避大公无私的冷酷的批评。许多老年的独身者躲在火炉旁边,其实也是为了同样的理由。我在维多利亚时代过的日子太长了,决不能照着克勒区的标准成为一个现代人。我毫未失去对爱情的信仰,但我所信仰的爱情绝非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所赞美的那种;说明白些,是含有冒险意味而又带着明察的目光的爱情,它尽管使人认识善,可不连带宽恕恶,它也不自命为神圣或纯洁。从前,受人赞叹的爱情,所以被加上“神圣”“纯洁”等等的德性,实在是性的禁忌的后果。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深信大半的性行为是恶的,故不得不在他们所拥护的那种性行为上面,装点许多夸大的形容词。性的饥渴,在当时远比现在为强烈,这就促使一般人把性的重要性大大地夸张,正如禁欲主义者的老办法一样。如今我们正逢着一个浑沌的时代,许多人一方面推翻了旧标准,一方面还没获得新标准。这情形给他们招致了各式各种的烦恼,且因他们的潜意识依旧相信着旧标准,所以一朝烦恼来时,就产生了绝望、内疚、和玩世主义。我不以为这种人在数量上值得我们重视,但他们确是在今日最会叫嚷的一群里面。假令我们把现代的和维多利亚时代的小康的青年人通扯着来考察一下,可以发见从爱情方面得到的幸福,今日远比六十年前为多,对于爱情的价值,今日也比六十年前有更真切的信仰。某些人的所以玩世不恭,实在因为他们的潜意识始终受着旧观念的霸主式的控制,因为缺少那种可以调整行为底合理的伦理观。救治之道并不在于呻吟怨叹,思念以往,而是要勇敢地接受当前的局势,下决心把名义上已经丢弃了的迷信,从暧昧的隐处连根拔去。
何以我们重视爱情这问题,要简短地说明是不容易的;可是我仍想尝试。爱情,首先应认作本身便是欢乐之源,——这虽非爱情的最大的价值,但和它的其余的价值比较起来,确是最主要的。
喔爱情!他们大大地诬蔑了你,
说你的甜蜜是悲苦,
殊不知你的丰满的果实,
要比什么都更甘美。
写这几句诗的无名作家并不有意为无神论寻求答案,或寻求什么宇宙的秘钥;他只是娱乐自己罢了。爱情不但是欢乐之源,并且短少了它还是痛苦之根。第二,爱情之应受重视,因为它增进一切最美妙的享受,例如音乐,山巅的日出,海上的月夜等。一个从未和他所爱的女子一同鉴赏美妙景物的男人,就从未充分领受到神奇的景物所能给予的神奇的力量。再则,爱情能戳破“自我”这个坚厚的甲壳,因为它是生物合作的一种,在这合作中间,双方都需要感情来完成对方本能的目标。世界上各个时代有各种提倡孤独的哲学,有的很高尚,有的稍逊。禁欲派和早期的基督徒相信,一个人可不藉旁人帮助,单凭自己的意志而达到人类所能达到的至善之域;另一般哲人则把权力看做生命的终极,又有一般却看做纯粹个人的享受。这些都是提倡孤独的哲学,因为它们认定善不但在或大或小的人群中可以完成,即每个孤立的个人也能实现。在我看来,这是错误的,不但在伦理上说,就以我们本能中最优秀的一部底表现来说,也是错误的。人有赖于合作,而且自然赋予我们——固然很不完美——本能的器官,合作所不可或缺的“友谊”就从这本能里肇始的。爱情是导向合作的最原始最普通的形式,凡是强烈地经验过爱情的人,断不愿接受那宣称人之至善和他所爱者的至善不相关涉的哲学。在这一点上,父母对子女的感情或许还要强烈,但父母爱子女的最高表现,乃是父母之间相爱的结果。我不说爱情在最高的形式上是有普遍性的,但我断言,爱情在最高的形式上的确表显出任何旁的东西无法表显的价值,并且它本身就有一种不受怀疑主义影响的价值,虽然一般不能获得爱情的怀疑主义者,会强把自己与爱情无缘的责任推在怀疑主义头上。
真正的爱情是一堆长久的火,
永远在心中燃烧,
从不病弱,从不死亡,从不冷却,
从不转变它的方向。
在此我追随着克勒区氏关于悲剧的论见了。他声言(在这一点上我完全同意),易卜生的《群鬼》不及莎士比亚的《李尔王》。“没有一种更强的表现力,没有一种对于词藻的更大的运用,能把易卜生变成莎士比亚。后者所用以创造他的作品的素材——他的对于人的尊严底观念,对于人的热情底重视,洞察人生广大底目光,——不曾也不能在易卜生心中存在,不曾也不能在易卜生同代的人心中存在。上帝,人,自然界,在莎士比亚与易卜生之间的几百年中,全都缩小了;不但因为近代艺术底写实信条促使我们去寻出平凡的人,且也因为世态的变化使我们注意到人生的‘平凡’,——而艺术上写实理论的发展便是这世态的变化促成的,我们对世界的观点也唯有靠了这写实理论才能证实。”为了这个缘故,把王子和王子的悲哀做中心的旧式悲剧,不复适合我们这个时代,而若我们用同样的手法去描写一个默默无闻的平常人时,其效果也势必完全两样。然而这原因并不是我们把人生看低之故,相反,倒是我们不再把某些人看做世间的伟人,不再承认唯有他们才配具有悲壮的热情,一切其余的人只配操劳茹苦的替这少数人缔造光华。莎士比亚说:
乞丐死时不会有彗星出现,
苍穹只替王子的凋亡发光。
在他的时代,这种情操即使不是人间绝对的信念,至少是普遍的,且是莎士比亚自己深信的观点。因此,诗人西那之死是喜剧的,凯撒、勃罗托、卡细司等的死便是悲剧的了。一个“个人”的死,为我们早已失去宇宙性,因为我们不但在外表上,而且在内心里已经变为民主主义者了。现代,崇高的悲剧所应关涉的是集团而非个人。我可举出恩斯德·托勒的《集体人》为例。它可以媲美过去最优秀的时代里的最优秀的作品:高尚,深刻,实在,处理着英雄式的行为,并象亚里斯多德所说的“把读者从怜悯和恐怖中间洗炼出来”。这一类的现代悲剧,例子还很少,因为旧的技术和传统必须放弃而不能单用陈调滥套去替代。要写悲剧,必须感觉悲剧。要感觉悲剧,必须意识到自己所生活的世界,不但在头脑里,而且在血管里肌肉里去意识到。克勒区氏在全书中不时提及绝望,他英勇地接受一个荒凉的世界,这种精神的确令人感动,但这荒凉是由于他和大半的文人尚未学会怎样用适应新刺激的方式去体验旧情绪。刺激是有的,可不在文学社团里。文学社团和集体生活没有活泼的接触,而这接触是必不可少的,倘若人类的感觉要求严肃与深刻:悲剧和真正的幸福即是渊源于严肃与深刻的。对于那些老觉得世界上无事可为而彷徨的优秀青年,我要说:“丢开写作,竭力想法不要动笔。进入世界,做一个海盗也好,做一个婆罗洲上的王也好,做一个苏俄的劳动者也好;去过一种生活,使低级的生理需求几乎占去你全部的精力。”我并不把这种行动路线推荐给每个人,我只介绍给那般因生活需求太易满足而觉得苦恼的人。我相信,这样的生活经过了几年之后,一个人会发觉写作的冲动再也抑捺不住,那时,他的写作一定不致在他心目中显得虚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