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八月间的一个中午，阳光灿烂，我跟一个家道中落的俄国穷公爵坐着马车，到通常称为沙别尔斯基的大树林去，打算在那儿寻找松鸡。我的穷公爵由于在这篇小说里所占的地位，理应得到详细的描写。他是个身材修长而匀称的黑发男子，年纪还不算老，然而已经饱经沧桑，蓄着警察局长那种长唇髭，生着黑色的爆眼睛，具有退役军人的气派。他智力不高，言谈举止象是东方人，可是为人诚实而耿直，不是一生气就动武的人，也不是花花公子，更不是沉湎于酒色的人，然而这些优点在社会人士心目中却成了毫无光彩和微不足道的证明。社会上的人都不喜欢他（本县的人无不称他为“呆爵爷”），可是我个人倒极其同情他，因为他这一辈子不断遭到各种不幸和挫折。首先，他穷。他并不打牌，也不纵酒，更不办事业，从来也不瞎管别人的事，总是沉默寡言，可是他父亲留下的三四万家财，他却不知怎么统统花光了。只有上帝才知道那些钱都到哪儿去了，我只知道有许多钱是因为缺乏管理而被总管、管家以至听差盗去，有许多钱却是借出去，赠送外人，为人做保而赔掉了。在本县，很少有哪个地主不欠他钱。他素来有求必应，这与其说是出于发善心或者对人信任，倒不如说是故意摆出上流人的风度，他仿佛在说：你拿去吧，领教一下我的comme
il
faut①吧！我跟他相识，是在他已经负债累累，领略过第二次抵押②的味道，陷入泥淖不能自拔的时候。有些日子他吃不到饭，烟盒是空的，可是人们永远看见他装束整齐，穿着时新的衣服，身上永远冒出浓重的加拿楷树③的香味。公爵的第二种不幸是孤身一人。他没结婚，也没有至亲好友。他那不爱说笑、落落寡合的性格，以及他越要遮掩贫穷就越引人注目的comme
ilfaut，都妨碍他同别人接近。
至于谈情说爱，他又太沉闷，疲沓，冷漠，因而很难跟女人合得来。我和这个穷公爵到达树林旁边，下了马车，顺着狭长的林中小径走去，这条小径隐藏在蕨丛的大叶子的阴影里。可是我们还没走出一百步远，就有一个瘦长的人从一棵新生的、只有一俄尺④高的小云杉后边闪出来，仿佛从地底下钻出来一样。他生着长长的椭圆脸，身穿破旧的短上衣，头戴草帽，脚上穿着漆皮长靴。这个陌生人一只手提着装菌子的篮子，一
只手戏弄着他坎肩上一条价钱便宜的表链。他见到我们，局促不安，理了理坎肩，殷勤地嗽一下喉咙，愉快地微微一笑，仿佛见到我们这样的上流人很高兴似的。后来，他完全出乎我们意外，迈开长腿，沙沙响地踩着草地，弯下整个身子，愉快地微笑着，走到我们跟前，举了举帽子，用狗叫般的谄媚声调说：“哦哦哦，……两位先生，尽管我难于说出口，却不得不预先警告你们：这个树林里是禁止打猎的。请原谅，我不认识你们，却斗胆打搅你们，不过……请容许我介绍自己，我姓格龙托夫斯基，是康杜陵娜夫人的庄园总管！”
“跟您认识很高兴。可是为什么不可以打猎呢？”
“树林的女主人定下了这条规矩！”
我和公爵面面相觑。在沉默中过了一分钟。公爵站在那儿，呆呆地瞧着脚旁边他用手杖打落的一个大毒蝇蕈。格龙托夫斯基仍然愉快地微笑。他整个脸都在颤动，现出甜得象蜜那样的表情，连他坎肩上的表链好象也在微笑，极力要向我们表示殷勤似的。困窘的阴影正象沉静的天使那样飞过空中，我们三人都感到不自在。
“胡说！”我说。“只不过上个星期，我还在这儿打过猎！”
“这很可能！”格龙托夫斯基说着，从牙缝里发出嘻嘻的笑声。“事实上大家都不顾禁令在这儿打猎，不过我既然遇见你们，那末我的职责……我的神圣的责任就是预先警告你们。
我是奉命办事的人。如果这片树林是我的，那么凭格龙托夫斯基的人格担保，我不会反对你们的愉快的消遣。然而格龙托夫斯基却是奉命差遣，概不由己，这又能怪谁呢？”
这个身材细高的人叹口气，耸了耸肩膀。我开始争论，冒火，证明，可是我讲得越是响亮，有道理，格龙托夫斯基的脸就越是甜蜜，越是惹人腻味。显然，他感到他拥有支配我们的某种权力，这使他得到极大的乐趣。他欣赏他自谦的口气、他的彬彬有礼、他的风度，带着特殊的感情念出他的响亮的姓，大概他是很喜欢这个姓的。他站在我们面前觉得很自在。只是他偶尔用难为情的目光瞟一下他的篮子，由此可以断定，只有一种东西败坏他的心境，这就是那些菌子，它们显得那么女人气，土气，大煞风景，伤了他的面子。
“我们偏不回去！”我说。“我们已经走了十五俄里路！”
“有什么法子呢！即使你们不是走了十五俄里，而是十万俄里，那怕美国的或者别的遥远国家的皇帝来到此地，我也认为我有责任……所谓神圣的职责……”“这树林是娜杰日达·尔沃芙娜的吧？”公爵问。
“对，先生，是娜杰日达·尔沃芙娜的。”“现在她在家吗？
“在家，先生。这样吧，你们索性到她那儿去一趟，离这儿至多不过半俄里。要是她给你们开一张条子，那我……当然从命！哈哈，……嘻嘻。”“也好，”我同意说，“去找她总比往回走近得多。您就到她那儿去一趟吧，谢尔盖·伊凡内奇⑤，”我转过身来对公爵说。“您认识她。”
公爵本来一直瞧着被他打落的毒蝇蕈，这时候抬起眼睛瞧着我，沉吟一下，说：“以前我倒认识她，可是……我去找她不大合适。再者我穿得也不整齐。您去吧，您跟她不认识。您倒方便些。”我同意了。我们坐上双轮轻便马车，由格龙托夫斯基的笑脸护送着，沿林边往地主庄园走去。娜杰日达·尔沃芙娜·康杜陵娜娘家姓沙别尔斯基，我以前不认识她，早先从没跟她见过面，只是对她有所耳闻。我知道她非常富有，全省没有一个人比得上。她父亲沙别尔斯基地主只有她一个女儿，他死后给她留下好几处田产、一个养马场和许多钱。我听说，她虽然只有二十五六岁，却生得不美，缺乏光彩，跟一般人那样平庸，只因为家财豪富，才跟本县的一般太太小姐有所不同而已。
我素来以为财富是可以感觉到的，富人一定有穷人无从领略的特殊感受。往常我路过娜杰日达·尔沃芙娜的大果树园，看见其中矗立着一座沉重的大厦，窗上永远下着窗帘，总是暗想：“目前她有什么感觉？那边，窗帘里边，有幸福吗？”
有一次我远远看见她坐在一辆上等的双轮轻便马车上，赶着一匹漂亮的白马，不知从哪儿来，于是我这个罪人不但羡慕她，甚至认为她的神态、她的动作都有一种不富裕的人所缺乏的特别之处，这就象奴性十足的人遇到比自己身分高贵的人，往往从他们普通的外貌就一眼看出他们出身上流一样。关于娜杰日达·尔沃芙娜的内心生活，我只从别人的闲话当中听到一点。据本县人说，五六年前，她还没出嫁，她父亲还在世的时候，她热烈地爱上了目前跟我并排坐在马车上的谢尔盖·伊凡诺维奇公爵。当时公爵喜欢到她的老父亲家去，往往整天在他的台球房里打台球，总也玩不厌，一直玩到胳膊和腿都酸痛了才罢休。可是老人去世的半年前，公爵突然不到沙别尔斯基家里去了。本县那些爱说闲话的人看到这种急剧的转变，找不到可靠的根据，就作出各式各样的解释。有人说，公爵已经发现相貌不美的娜杰日达钟情于他，却又无法回报，便认为自己既是正派人，就应当中止这种来往。另外又有人断言，沙别尔斯基老人发现她女儿何以憔悴，就向不富裕的公爵建议同她结婚，公爵却想不开，认为这是要收买他和他的爵衔，一怒之下说了许多蠢话，吵翻了脸。这些闲话究竟是真是假，那很难说，不过公爵一向避免谈到娜杰日达·尔沃芙娜，可见那些闲话多少总有一点道理。
我知道娜杰日达·尔沃芙娜在父亲死后不久，嫁给一个从外地来的法学候补博士康杜陵，这人家道不富，却工于心计。她嫁给他不是因为爱他，而是法学候补博士的爱情打动了她的心，据说他出色地扮演了热恋的情人的角色。在我描写的这个时期，她丈夫康杜陵不知什么缘故住在开罗，常写些《旅行札记》寄给他的朋友，本县的首席贵族。她呢，由一群靠她养活的女食客包围着，在放下窗帘的屋子里苦恼地过下去，做些零星的慈善工作来打发她那寂寞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