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打乱，忙得团团转。特别是宗蕖和小妹，为我而忙，心中实过意不去。或天不亮即上菜市为副食品而战斗，或陪同我上街买这买那，既费事又花钱不少。我回到苏州，已简直像个“运输大队长”。出站时，虽近于经过“武举”考试，勉强及了格，依然不免受老伴小小谴责，说：“大吃大喝不算，还好意思带了这么大包小包回来，真像是前清抚台巡月！”过去抚台出巡，府县必大办招待。一大群随从官吏，不仅把好吃的吃个精光，临上路，还照例把府县从当地豪绅大富人家临时借来的陈设房卧一切也一捞而光。我这回却采用“走单帮”方式搂去那么多！事实上，坐在我位子对面一对壮年夫妇，就早已估计到我是个“走单帮”的老头子。可是听到我和小妹用普通话对白，开车后，和我聊了几句闲天，便认定我只是南来不久的“北京佬”，是用“做巡抚”的办法“走单帮”转回苏州。所以快到站时，便安慰我：“只管放心，先到车厢门口等待下车，再到窗口来接包包。”我一一照办，他们为把几个提包从窗口放下时，知道分量不轻，还充满好意说：“老先生，没有人来接，我为你提过那边站口吧。时间早，车一时还不会开！”我当时不好意思麻烦人，故作从容的等下去。看看站上人快走光了，车还不开，车窗口有上百双闲着的眼睛看我“过考”。一面试照小妹方式，把主要的搭到肩上去，另一件提到手里，开步走时，虽记住王辛笛说我还“鹤发童颜”，事实上，在众目睽睽欣赏下，肯定是“相当狼狈”的。如宗津恰好同车，为从后面作个速写，那才真正“动人”！
这次南来，有机会和你家四人在一起住这一阵，也可说是近十年格外高兴的事情。特别是眼见到宗津作画妙手通灵处，真是“笔下有神”！至于小妹的旺盛青春生命，在接受新社会的人事教育，面对“现实”得来的种种，从近于绝望的压抑下，对客观存在感到“无可奈何”，但是在摔不掉、摆不脱的情形下，还是忠于职守的去接受。
矛盾重重中，青春生命的火焰，可还是燃得旺旺的。总的说来，“接受”和“抵抗”共同存在，正是一种十分有意义的“教育”。在这份教育过程中，会使得她生长得比我们所谓“二十年代”、“三十年代”的人，肯定更扎实得多，也中用得多的！这是一种新的最可爱的典型，我见到过不少，多相似而不尽同，对我也就是一种教育！这应当说是最足以寄托“社会转机”希望的典型！比我们二十、三十、四十年代社会教育下生长的人，受的压力还直接而沉重，可是抵抗性、免疫力因此一来，也比我们强得多。我深深相信，这一代人可做的事情、可负的责任，也必比过去大而多过若干倍。应该永远鼓励他们有“向前瞻”的勇气和信心，把身心锻炼得健康而结实，培养出“破藩决篱”的“冲劲”和“韧性”，才是道理！我这四分之一世纪的生命，虽因即早就下了改业的决心，明白所搞的老一套，已失去应有的意义，只能改弦易辙，从另一方式的工作里，作些新的试探。希望剩余下的一部分生命，也许还有可能做点别的事，既配合得上社会需要，又可维持得住个人的独立思考惯性，又不至于受过大干扰而失去安全。所以从五二年起，即或有种种机会，回到过去本行中去，且明知只要乐意去，“生活”和“社会位置”即刻就可得到改善。可还是乐意放弃了“作家”的空名与由之而来的种种实惠，用个“破甑不顾”老办法，不折不扣的在冷清清的午门楼上作了整十年“说明员”。
学习“为人民服务”，也用的是一个笨而可悯的方式求实证！这种新的考试，看来是近于得到了通过。但客观的种种变化，却越来越剧烈而倏忽得出乎历史规律。所以我的一切努力，从总理故去为一道线，也许又将近于“完全失败”，报废于刹那间的可能性已十分显明。所以看来最后这五几年可用的生命，也许还得作第三次改业的安排，亦早即料想到的意中事！熟人必又觉得可惋惜，我却只是“来即接受”。独轮车终究只能当独轮车使用，配合不上社会变化，是必然而非偶然！更新的朋天，说不定又会在“人弃我取”意义下，在所有三十年代到六十年代的“作家”为种种原因全失去了用笔热忱和作用时，我却为了“明天”，或许会重新用个近廿五年从年青人给我的教育、启示，来重新考虑如何安排一下这五几年生命的！因为求做一个合格的现代公民，似乎即感觉得还有些新的责任待尽，也可尽。尽管到头来，还不免是一律“报废”，可是并不因报废而失去这点永不失去的童心！
你家小弟的事情，我回到北京时，将先给支同志一个信，问问他所主持大生产社情形。弄明白情况后，就和他商量个办法。凡是他力量能做得到的，一定将和照料关心小龙小虎一样的去处理小弟工作。至于我回京日程，本已定于十月内，据最近十五号北方来电、信，曾提及大震的可能性，还是占上风。或在最近发生，则只会到五六级。或在今冬明春，又或在明年某一时，震动将更大些，中心也将向北京附近百十里移动，以暂缓北返为合理。在这里住下，安全感当然较多，但一考虑到一些待完成、待进行的，早已排定，要争在一二年内完成的工作，总觉得与其留在这里，一无所为的过日子，还不如守在我那乱糟糟的作坊里继续工作，比较心安理得。工作尽管是近于报废情形下，还是要进行的！如上面规定的震情预报“人必集中”的办法对我有些伸缩灵活处，因年老而不必集中到日坛或农展馆，事实上我是乐意和那个小工作室中所有共存亡，且认为十分合理的。但为难处在说服兆和。她已正式退休，和小孙女不妨暂留南方为得计。我是终生不必退休，且不限以一定形式的上班工作，行动也不受拘束，正因此，我得从“做公民责任”出发，赶回去，和六百万市民接受共同的明天任何震动，是当然事情。难处在说服老伴，使她对我生活放心，不要以为我个人毫无生活能力而担心，就对了。
最难通过，也许正在这一点上。所以初步设想，十月末若还回不去，大致就只好把一部分在收尾或进行中的材料寄苏州，继续进行，能做多少是多少。但一系列工具书和有关资料不易转移，若真的北京大震一次，作坊里的一切在瓦砾堆中报废，也等于生命报废，这么活下去，可说是真正可怕的。在这里，附近公园里每天大清早即有大几百人，至多不会过六十岁，都自得其乐的打拳练功，或喝茶，用小笼包子作早点，日子过得从容十分。我总觉得是十分可怕的。我哪里会用同样方式做“逍遥公”消耗这仅有几年生命？总得想办法得到合理解决！
还盼望小妹和宗蕖为费点神，把上次从巴金家捎回的一些新印旧书，为分别用印刷挂号办法寄过苏州。附寄了五元邮费，上次在申古籍书店楼上（傍近收款人那一列摊出书）买的有关苏州织造材料，似只二角一册，十分有用。望便中再为买四五本，似得你从学校有介绍信才可买到。费神极感谢。国内搞古绸缎的跟我学得较好的只三五人，拟各送他们一本。他们极有用。另外一些新书和翻译小说，小妹已看过的，也盼能为寄来。因为这里有五个过了二十岁的女亲戚，多在乡下蹲了五六年才返回，有的还不算正式回来，或分配到成衣业，或转入工厂，一生将在二级工的位置上不易改动职业。唯一可用的业余时间，除了看点学习材料，就是搞搞家务。大多数都只能看看小说过下去，不容许有任何突破现实限制的幻想生根的。家里多是办教育或在大学、科学院工作的，可不容易得到几本有真正教育作用的新书读。从旧译文中想办法，如十九世纪的世界名着译本，也无法得到。读书或学习条件，比起小妹来，就差多了。我正在为想办法，从这方面来给她们打打气，但是可能做的事，尽的力，却未免太少！
这信写了好几天，因为被亲友拉去看了一回桂花。太湖边真正够得上叫“果园乡”的窑上的桂花。正当摘花时，有千百男女老幼正在忙到摘桂花。一个山接一个山，在阶段整齐的花树下工作，估计能及时摘下的，还不会到十分之二三，其余都不可免随同一夜小雨而重归泥土。桂花栽得并不太密，可是在盛开中多已把压得弯弯的树枝挡住行路人，无法通过。真是一生奇观。另外又看了一回用直保圣寺的泥塑，大约是五代时作品，水即近宋式，非唐式法。天气好，在小市镇上吃得也很好……这么几天中，北京传来的新消息，和苏州市几条大街上的反映，对这次初初听来如“突然”，其实却是“必然”的新问题，把我们所想象的几几乎在一夜之间便变成事实。使得每个成年人都像年青了十岁。我们的国家或许正应合了《易经》上提到的“否极泰来”。
把我在前信中为小妹等设想的明天，一下子全改变了。倒反而不免重新感到一点“杞忧”，就是更新的明天，要把青年问题由国家来处理得更合理一些，恐怕还要有些周折、折腾，甚至于还不免要受某种封建意识形成的习惯所影响、所干扰，走几年弯路，使年青人在希望中把青春送走。所以有些事，比如学习，有待于自己来解决的，看来还不少。旧的障碍去了，新的随之而来的“看不惯”，“受不了”，使人消极因素还是要培养“破藩决篱”的“干劲”和“冲劲”，才能加速促进社会合理化的进展。北京熟人来信说：“新的明天对于你的工作会感到需要，是明确的。”可是我自己却以为第三回改业，也因之提出了“更有必要”的证据，能照所拟想的做去，可用时间虽不怎么多，可做的事或更配合得上明天的需要。这只看看今天对青年的“学习对象”的提法，也可看出，“于无路处走出路来”这句话，尽管出于鲁迅之口，是不会特别提出鼓励青年一代真正大胆走去的。
这些日子，在上海或北京，能接触到的、感觉到的，必十分多，盼能把无忌讳的琐琐小事告告。苏州地方似乎也是“四人帮”向南京进行捣乱时一个据点。但是活动的方式，将受到一定制约，不会比上海某一区还花样多些。习历史的大致都可从历史的进展中，早就看得出一个规律，即丑角佞幸，即或在任何新社会里，总还有的是种种机会向上爬，成为“宠幸”和“弄臣”，赫然不可一世。且因“投鼠忌器”，听之为所欲为，使人缄口结舌，同陷于无可奈何情形下。可是这些丑角，却迫不及待的，在为人造陷井时，预先为自己也作成了更多的陷坑。又自信极深，以为如何如何，即可趁机会做更多的坏事，同时也是极其愚蠢的事情。但冰山一倒，终不免弄得惊惶失措，自招毁灭。“四人帮”的恶行，前后恰恰十年，这个历史规律却又在中国出现过一次。我们不仅由今可以会古，亦可以由古可以鉴今。
社会尽管变得异常迅速而剧烈，这个规律还是值得好好学习。特别是从当前推测“明天”，如何改造人思想，仅仅学习主席革命理论在中国的发展过程，还不容易真正触着许多人的灵魂中的封建意识的残余。似乎同时还要把学习如何做人，还要把一些乍看来早已过时，一作具体分析，却还特别有用的做一个现代公民所需要的基本原则，牢牢记住不放，学得深而又懂得透，他才可望对于某种巧佞幸进之徒的虚伪诡诈，不择手段的投机取巧的种种坏人坏点子，能有“鉴别力”和“免疫性”，国家的明天，才会真正有个崭新的面貌出现，使下一代青年活得更庄严也更合理，而不至于成为阴险狡诈的丑角，把一切待发扬的有益于国家社会的长处，在重重挫折中毁去。下而至于使得八亿人民都不知如何是好，上而直到使得政治局中几个主要成员，党和国家的最高负责人，各因有所忌讳，除在会议上相见外，平时竟不敢作一般性过从。若不能从这种现实的形成取得一点教育，十分谨慎认真，对于“城狐社鼠”可作隐蔽保护的根本原因有所认识，而作出更大的努力，加以合理的制约，则到另一时，还难免会出现这种历史性的重复。
更何况以目下而言，所谓几个特别突出的大知识分子，就早已学会采用儒家中“礼为尊亲讳，力避犯逆鳞”的心术，和近代政术中的巧佞相结合，用来维持他个人的名位。而且形成的趋势或影响，甚至于比几个彰名显着的小人还具有持久的恶影响。一方面鼓励到封建意识的抬头，另一面也为“四人帮”的小细胞作成培养候补人的温床。按照近代政治的“现实”习惯，总是把“焦头烂额”的人尊为座上客，而不在意“曲突徙薪”的建议，加以深入分析和考虑。也可说因此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的本来特征——长处和弱点的认识，都还缺少应有理解。重视或轻视，都易过分，难得恰到好处。因此比较老实正派的，反而不如长于巧佞逢迎的吃香、受重视、有出路。只担心知识分子捣乱不合作，却乐于知识分子的逢迎捧场，也因之过去在蒋介石时代“献九鼎”的名流，和在宋美龄身边作“顾问”的人们，都成为吃得开的“不倒翁”。而十分本分贴着国家需要默默低头做事的人，反而觉得硬生生的不好对付、不易制伏、别有用心。今后是不是还有些不同认识？恐得有一二年时间才会看得出。
并候长幼佳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