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犯及其近亲。罪犯类型是处于不利条件下的强者的类型，是一种病态的强者。他缺少荒原，缺少某种更自由更危险的自然和生存方式，在其中，凡属强者本能中进攻和防卫的素质均可合法存在。他的德行被社会拒之门外；他的最活跃的冲动只要在他身上出现，就立刻与压抑的情绪、猜疑、恐惧、耻辱交织在一起。但这几乎是促成生理退化的药方。谁必须秘密地做他最擅长、最爱做的事情，怀着长久的紧张、谨慎和诡谲心情，他就会贫血；而由于他从他的本能那里总是只得到危险、迫害和灾祸，他的情感也转而反对这些本能了他宿命地感受它们了。这就是社会，我们的驯良、中庸、阉割过的社会，在其中，一个来自山岳或海洋冒险的自然生长的人必然堕落成罪犯。或者近乎必然。因为在有些场合，一个这样的人证明自己比社会更强有力，科西嘉人拿破仑便是最着名的例子。对于这里所提出的问题，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证词具有重要意义顺便说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我从之学到一点东西的唯一心理学家，他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幸遇之一，甚至要超过我之发现司汤达。这个深刻的人有十倍的权利蔑视肤浅的德国人，他长期生活在西伯利亚囚犯中间，发现这些被断了回到社会的归路的正直的重罪犯与他所期待的十分不同他们差不多是用俄罗斯土地上生长的最好、最坚硬、最有价值的木材雕成的。
让我们把罪犯的例子推而广之，设想那一种天性，由于随便哪种原因，他们得不到公众赞同，他们知道他们不被视为有益有用，怀着一种贱民的感觉：人们不是平等待之，而是把他们看作被放逐、无价值、起污染作用的东西。所有这些天性在思想和举动上都有地下生活者的颜色；他们身上的每样东西都比生活在日光中的人们苍白，可是，几乎一切我们今日所赞扬的生存方式，从前都曾经生活在半坟墓的气氛中：科学家，艺术家，天才，自由思想家，演员，商人，大发明家只要教士被看作最高的类型，每种有价值的人就会遭到贬值我预言，这一时代正在到来，那时教士被看作最低的类型，看作我们的贱民，看作人的最不真实、最不体面的类别我注意到，即使是现在，对于风俗的管理是地球上，至少是欧洲有史以来最温和的，在这种条件下，每种怪僻，每种长久的、太长久的隐私（Q1nterhalb），每种不惯常、不透明的生存方式，都使人接近罪犯所完成的那种类型。所有的精神革新者都有一个时期在他们额上烙印着贱民的苍白宿命的标记，并非因为他们被如此看待，而是因为他们自己感到有一条可怕的鸿沟，把他们同一切传统分离开来，置于恒久的光荣中。几乎每个天才都知道，"卡提利纳①式的生存",对于已经存在、不再生成的一切的仇恨感、复仇感、暴乱感，是他的一个发展阶段卡提利纳是每个凯撒的前生存方式。
这里眺望自由无障。如果一位哲学家沉默，可能是心灵的高潮；如果他反驳自己，可能是爱；说谎可能是认知者的一种礼貌。人们不无优雅地说：i1estindigne
desgrandscoeursdere'pandreletrouble,qu'ils
ressentent;①不过必须补上一句：不害怕无价值的事同样可能是心灵的伟大。一个爱着的女人奉献她的敬意；一个"爱"着的认知者也许奉献他的人性；一位爱着的上帝变成犹太人美非偶然。即使一个种族或家族的美，他们全部风度的优雅和亲切，也是人工造就的，是世代努力积累的结果。人必须为美奉献巨大的牺牲，必须为之做许多事，也放弃许多事（十七世纪的法国在这两方面都令人赞叹），对于社交、住地、衣着、性满足必须有一个选择原则，必须爱美甚于爱利益、习惯、意见、懒散。最高原则：人独处时也不能"马马虎虎""精美的东西是过于昂贵的，而且下述规律始终有效：拥有它的人和谋求它的人不是同一个人。一切财产都是遗产，凡非继承来的，都是不完善的，都只是开端在西塞罗时代的雅典，西塞罗对男人和少年远比女人美丽感到惊奇，可是，数百年间，当时的男性为此美丽付出了怎样的艰苦努力！在这里，不要弄错了方法，仅仅训练感情和思想是无济于事的（德国教育的巨大误解就在于此，它全然是幻想的），人必须首先开导躯体，严格维持有意味的、精选的姿势，一种仅仅同不"马马虎虎"对待自己的人共处的约束力，对于变得有意味和精选是完全足够了：两、三代里，一切业已内化。决定民族和人类的事情是，文化要从正确的位置开始不是从"灵魂"开始（这是教士和半教士的致命的迷信）：正确的位置是躯体、姿势、饮食、生理学，由之产生其余的东西所以，希腊人始终是历史上第一个文化事件他们懂得，他们在做必须做的事情；蔑视肉体的基督教则是人类迄今最大的不幸。
我所理解的进步。我也谈论"复归自然",虽然它其实不是一种倒退，而是一种上升上升到崇高、自由甚至可怕的自然和天性，这样一种天性戏弄、并且有权戏弄伟大的使命打个比方来说，拿破仑是一段我所理解的那种"复归自然"（例如在rebustacticis①方面，尤其如军事家所知在战略方面）。然而卢梭他究竟想回到哪里？卢梭，他集第一个现代人、理想主义者和canaile②于一身；他为了能忍受他自己的观点，必须有道德"尊严";由于无限的虚荣心和无限的自卑感而生病。连这个躺在新时代门槛上的畸胎也想"复归自然"再问一遍，卢梭究竟想回到哪里？我之憎恶卢梭还在于大革命，它是这个理想主义者兼canaille的双料货的世界历史性表现。这场大革命所表演的流血闹剧，它的"不道德",均与我无关，我所憎恨的是它的卢梭式"道德"大革命的所谓"真理，"它藉此而始终仍在发生作用，并把一切平庸的东西劝诱过来。平等学说！但是决不会有更毒的毒药了，因为这个学说貌似出于公正本身而被鼓吹，其实却是公正的终结"给平等者以平等，给不平等者以不平等"这才是公正的真正呼声，由此而推出："决不把不平等者拉平。"围绕着这个平等学说发生的恐怖和流血事件，给这个卓越的"现代理念"罩上了一种光辉和火光，以致革命如同奇观一样也吸引了最高贵的灵魂。归根到底，继续尊崇它是没有理由的。
我只看到一个人对它感到厌恶，就象必定会感到的一样歌德
[万雪飞扬歌德不是一个德国事件，而是一个欧洲事件：一个通过复归自然、通过上升到文艺复兴的质朴来克服十八世纪的巨大尝试，该世纪的一种自我克服。他本身有着该世纪的最强烈的本能：多愁善感，崇拜自然，反历史，理想主义，非实在和革命（革命仅是非实在的一种形式）。他求助于历史、自然科学、古代以及斯宾诺莎，尤其是求助于实践活动；他用完全封闭的地平线围住自己；他执着人生，入世甚深；他什么也不放弃，尽可能地容纳、吸收、占有。他要的是整体；他反对理性、感性、情感、意志的互相隔绝（与歌德意见正相反的康德用一种最令人望而生畏的烦琐哲学鼓吹这种隔绝）；他训练自己完整地发展，他自我创造歌德是崇尚非实在的时代里的一个坚定不移的实在论者：他肯定在这方面与他性质相近的一切，他没有比那所谓拿破仑的实在论更伟大的经历了。歌德塑造了一种强健、具有高度文化修养、体态灵巧、有自制力、崇敬自己的人，这种人敢于把大自然的全部领域和财富施予自己，他强健得足以承受这样的自由；一种不是出于软弱、而是出于坚强而忍受的人，因为在平凡天性要毁灭的场合，他们懂得去获取他的利益；一种无所禁忌的人，除了软弱，不管它被叫做罪恶还是德行这样一个解放了的精神带着快乐而信赖的宿命论置身于万物之中，置身于一种信仰：唯有个体被抛弃，在全之中万物得到拯救和肯定他不再否定然而一个这样的信仰是一切可能的信仰中最高的：我用酒神的名字来命名它。
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十九世纪也是追求歌德作为个人所追求过的一切东西：理解和肯定一切，接纳每样东西，大胆的实在论，崇敬一切事实。何以总的结果却不是歌德，而是混乱，虚无主义的悲叹，不知何来何往，一种在实践中不断驱迫人回溯十八世纪的疲惫的本能？（例如情感浪漫主义，博爱和多愁善感，趣味上的女性主义，政治上的社会主义。）莫非十九世纪，特别是它的末叶，仅是一个强化的野蛮化的十八世纪，即一个颓废世纪？那么莫非歌德不但对于德国，而且对于欧洲，仅是一个意外事件，一个美好的徒劳之举？然而，如果从公共利益的角度来看伟人，就曲解了他们。一个人懂得不向伟人要求利益，也许这本身就属于伟人歌德是使我肃起敬的最后一个德国人，他大约感受到了我所感受到的三件事，我们对于"十字架"的意见也一致常常有人问我，究竟为何要用德文写作，因为我在任何地方都不象在祖国这样糟糕地被人阅读。可是终究有谁知道，我是否还希望在今日被人阅读？创造时间无奈其何的事物，为了小小的不朽而致力于形式和质料我还从未谦虚得向自己要求更少。格言和警句是"永恒"之形式，我在这方面是德国首屈一指的大师；我的虚荣心是：用十句话说出别人用一本书说出的东西，说出别人用一本书没有说出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