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
读书人都懂得廉耻，国家就永远不会有耻辱了；读书人不懂得廉耻，这就是国家的最大耻辱。我观察现代的读书人，从他们向皇帝陈述政治主张、开始做官时起，具有廉耻心的已经很少了。当官越久，知耻的精神就越差劲；名望越高，巴结的恶习就越顽固；职位越接近皇帝，逢迎的手段就越巧妙。到做了三公，六卿，官位并非不高，然而，在他们身上，象古时候大臣那种高尚的、为人表率的风格，不仅没有看到，没有听到，就连睡梦也没有梦到。大臣讲究节操的盛况，已完全没有了。这不是由于别的原因而是由于没有使朝廷官员知耻的精神振作起来的缘故。
怎样才能振作朝廷官员的知耻精神呢？首先是教育朝廷官员懂得廉耻。《礼记•中庸》篇说：“皇帝能够敬重大臣，就不会昏庸迷乱。”郭隗曾经对燕昭王说过：“成帝业的君主，总是把和自己相处的人看作师长；成王业的君主，总是把和自己相处的人看作良友；成霸业的君主，总是把和自己相处的人看作听从他指挥的臣子；而亡国的君主则把和自己相处的人看作奴才。如果靠着桌子，拄着拐杖，指手划脚，要别人看自己的眼色行事，那末，只会有被判刑当奴仆、地位最低下的人来到跟前。如果怒目而视，随意动手打人，暴躁如雷，大专呵斥，那末，就只会有专供使的奴仆来到。”贾谊在规劝汉文帝时说：“主上如果象对待犬马一样对待大臣，大臣就会象犬马那样光供役使，象对待小官吏一样对待他们，他们就会按小官吏的标准要求自己。”以上这三条教训，象日月星辰一样光辉，都是圣人贤士的警语，从古到今最好的告诫。
我曾经看过明朝初年民间流传的史书，记载明太祖教训大臣们的话：“你们总是称主上为尧舜。假如主上不是圣君，你们何必要吹捧他是圣君呢？即使主上是圣君，大臣们的愿望已经实现了，也应该敢对主上提出不同意见和建议，做皋、契一样的贤臣。早上见面称主上是尧舜，晚上见面也称主上是尧舜，作为象尧舜一样的君主，难道不是也听得厌烦了吗？”又说：“幸好我不是尧舜，我假如是尧舜，哪里会有象你们这样的皋、夔、稷、契大臣呢？你们不象共工、驩兜那样被尧舜流那才奇怪呢！”这真是英明君主的话啊。经常坐在皇帝身边谈论治国方法的大臣，古代称为三公。唐、宋、兴盛时期，皇帝对大臣和讲经史的官员经常赐坐赐茶，使大臣们可以随便在皇帝休息宴饮的地方，谈论古时的治国方法，这样，学问渊博的人就不断多起来了。到了衰世，大臣与皇帝之间，除了大臣向皇帝早晚跪拜以外，就没有上面所说的事情了。不知道这种制度为什么中止，而皇帝和大臣之间的礼制差别越来越大，以至完全废止了。
务农做工和肩挑背负的人不懂得廉耻，只是使他自受到耻辱；有钱的人不懂得廉耻，只是使他们的家庭受到耻辱；读书人不懂得廉耻，可以说是耻辱了邦国；如果卿大夫不懂得廉耻，就可说是耻辱了天下。不懂得廉耻的人，由一般的老百姓上升为读书人，由读书人上升为小官、大官，这就从他们自身自家受耻辱，扩大到整个天下受耻辱。这种灾害就象火灾一样，从下到上逐渐蔓延。大臣不懂得廉耻，许多官吏都效法他，读书人和老百姓也效法他，有这样三几个使国家受耻辱的人，就会使得整个天下的人，从国家受耻辱到他们家庭受耻辱，到自身受耻辱，它到处泛滥，没有止境。这种祸害就象洪水一样，从上到下到处流淌。上上下下都在水火之中，那还成什么国家呢？
我私下观察现在身居要职的官员，他们只知道追求车马，讲究服饰，卖弄花言巧语，此外就一无所知了。清闲的官员，只知道写字和吟诗作对，此外就什么都不过问了。大臣们在朝廷里发表政论，都是察颜观色根据皇帝的喜怒行事，当他们得到皇帝赏脸、赐坐赐茶的时候，他们便洋洋得意地出来，在自己的门生、妻子面前夸耀一番。皇帝稍有不高兴，他们就赶快磕头而出，重新寻求可以得到皇帝宠爱的办法。难道他们的心真的敬畏皇帝吗？如果问他们作为大臣难道应该这么做吗？他们却可耻地说：我们这些人只能这样罢了。至于他们的居心，也就可想而知了。那些追求车马、耍弄花言巧语的人，不许读书，却说：我从早到晚在衙门值班，已经是很好了，已经够劳累了。会作文章和写诗的人，虽然读过一点书，但不懂得其中的道理认为在职位上苟且偷安，多活一天就多得一天的荣耀。当他们因病辞官回家的时候，又用应举成名的思想来教育栽培他们的子孙，志愿也就算达到了。他们还希望子孙后代都把保守退缩当作老成稳重，至于国家的事情，我家何必关心呢？唉！象这样下去，边疆万一有紧急情况发生，他们就会象斑鸠、燕子一样纷纷飞走了，能甘心情愿同朝廷共患难的能有几个呢！
前几天，皇上的谕旨传下来，用卧薪尝胆的故事来自比，那些听了谕旨的人能严肃认真对待吗？我可不敢说！是若无其事、无动于衷吗？我更不敢说了！但我曾广泛地观察在朝廷当官的人家，当发生紧急情况的时候，主人担忧，亲戚担忧，不能离开主人的贴身仆妾也担忧；至于在他家中求食寄宿的狎客，暂受主人雇用豢养的仆从，看主人喜怒行事的狎客，试把他们召集起来问一问，有哪一个能为主人分担一点愁苦的呢？所以说：在上的君主用礼来勉励大臣，在下的大臣就会尽忠节来报答君主。君主不用礼就无法使大臣尽忠节，君臣之间没有礼和节，就不能保全廉耻。即使是古时以德才闻名于世的人再出来，也不会不同意我的主张的。
《明良论》是龚自珍于公元1813年至1814年（嘉庆十八年至十九年）写成的一组政论文，共四篇。当时他才二十二三岁。本篇是第二篇。
1813年，河北、河南、山东爆发了天理教农民起义，给清王朝以沉重的打击。其中一支起义队伍曾经袭击皇宫，嘉庆皇帝颙琰（yóngyǎn喁演）十分恐慌。他一面连续颁发“谕旨”，大骂官吏们“寡廉鲜耻”。把发生危机的责任推到他们身上；一面又变本加厉地推行“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一套“治民之术”，妄图维持其摇摇欲坠的统治。龚自珍面对农民阶级同地主阶级的激烈斗争，感到地主阶级已不能按照旧的一套统治下去，必须进行改革。因此，他站在地主阶级革新派的立场上，针对颙琰的“谕旨”，写了《明良论》，大声疾呼变法革新，并从君臣关系、用人政策等方面揭露封建官僚制度的腐朽，着重指出腐朽的根源在于君主极权和“不思更法”。
在这篇《明良论二》中，龚自珍揭露了清王朝官僚统治集团的腐化无耻和昏庸无能：“政要之官”只知巴结逢迎，追求高官厚禄；“清暇之官”只相苟且偷安，但愿保职安荣。这些大官僚都是贪生怕死之徒，一旦国难临头，就会象鸠、燕一样各自飞逃。他强调指出这正是君主对待臣下如狗马、奴仆一样的必然结果。龚自珍还用历代君主敬重大臣，同臣下“坐而论道”的故事，事说明有明君才有良臣，论证君待臣以礼、臣报君以节的道理。他对清朝专制统治的揭露和批判，促使人们对黑暗的封建社会产生怀疑和不满，客观上为新社会的到来在一定程度上作了思想和舆论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