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汽车来了时，我告诉他：“你绝对不能说话，中国话也不要说，不开口最好，若忘记了说出日本字来那是危险的。”
报纸上登载过法租和英租界交界的地方，常常有小汽车被验查。假若没有人陪着他们，他们两个差不多就和哑子一样了。鹿地干脆就不能开口。至于池田一听就知道说的是日本的中国话。
那天晚上下着一点小雨，记得大概我是坐在他们两个人之间，有两小箱笼颠动在我们膝盖的前边。爱多亚路被指路灯所照，好象一条虹彩似的展开在我们的面前，柏油路被车轮所擦过的纹痕，在路警指管着的红绿灯下，变成一条红的，而后又变成一条绿的，我们都把眼睛看着这动乱交错的前方。同时司机人前面那块玻璃上有一根小棍来回地扫着那块扇形的地盘。
车子到了同孚路口了，我告诉车子左转，而后靠到马路的右边。
这座大楼本来是有电梯的，因为司机人不在，等不及了，就从扶梯跑上去。我们三个人都提着东西，而又都跑得快，好象这一路没有出险，多半是因为这最末的一跑才做到的。
医生在小客厅里接待着鹿地夫妇：“弄错了啦，嗯！”
我所听到的，这是什么话呢？我看看鹿地，我看看池田，再看看胖医生。
“医生弄错啦，他以为是要来看病的人，所以随时可来。”
“那么房子呢？”
“房子他没有。”池田摆一摆手。
我想这回可成问题了，我知道S家绝对不能再回去。找房子立刻是可能的吗？而后我说到我家去可以吗？
池田说：“你们家那白俄呀！”
医生还不错，穿了雨衣去替他们找房子去了。在这中间，非常恐慌。他说房子就在旁边，可是他去了好多时候没有回来。
“箱子里边有写的文章啊！老医生不是去通知捕房？”池田的眼睛好象枭鸟的眼睛那么大。
过了半点钟的样子，医生回来了，医生又把我们送到那新房子。
走进去一看，就象个旅馆，茶房非常多，说中国话的，说法国话的，说俄国话的，说英国话的。
刚一开战，鹿地就说过要到国际上去宣传，我看那时候，他可差不多去到国际上了。
这地方危险是危险的，怎么办呢？只得住下了。
中国茶房问：“先生住几天呢？”
我说住一两天，但是鹿地说：“不！不！”只说了半截就回去了，大概是日本话又来到嘴边上。
池田有时说中国话，有时说英国话，茶房来了一个，去了，又来了一个。
鹿地静静地站在一边。
大床、大桌子、大沙发，棚顶垂着沉重的带着锁的大灯头。并且还有一个外室，好象阳台一样。
茶房都去了，鹿地仍旧站着，地心有一块花地毯，他就站在地毯的边上。
我告诉他不要说日本话，因为隔壁的房子说不定住的是中国人。
“好好的休息吧！把被子摊在床上，衣箱就不要动了，三两天就要搬的。我把这情况通知别的朋友……”往下我还有话要说，中国茶房进来了，手里端着一个大白铜盘子，上面站着两个汽水瓶。我想这个五块钱一天的旅馆还给汽水喝！问那茶房，那茶房说是白开水，这开水怎样卫生，怎样经过过滤，怎样多喝了不会生病。正在这时候，他却来讲卫生了。
向中国政府办理证明书的人说，再有三五天大概就替他们领到，可是到第七天还没有消息。他们在那房子里边，简直和小鼠似的，地板或什么东西有时格格地作响，至于讲话的声音，外边绝对听不到。
每次我去的时候，鹿地好象还是照旧的样子，不然就是变了点，也究竟没变了多少，喜欢讲笑话。不知怎么想起来的，他又说他怕女人：“女人我害怕，别的我不怕……女人我最怕。”
“帝国主义你不怕？”我说。
“我不怕，我打死他。”
“日本警察捉你也不怕？”我和池田是站在一面的。
池田听了也笑，我也笑，池田在这几天的不安中也破例了。
“那么你就不用这里逃到那里，让日本警察捉去好啦！其实不对的，你还是最怕日本警察。我看女人并不绝顶的厉害，还是日本警察绝顶的厉害。”
我们都笑了，但是都没有高声。
最显现在我面前的是他们两个有点憔悴的颜面。
有一天下午，我陪着他们谈了两个多钟头，对于这一点点时间，他们是怎样的感激呀！我临走时说：“明天有工夫，我早点来看你们，或者是上午。”
尤其是池田立刻说谢谢，并且立刻和我握握手。
第二天我又来迟了，池田不在房里。鹿地一看到我，就从桌上摸到一块白纸条。他摇一摇手而后他在纸条上写着：今天下午有巡捕在门外偷听了，一下午英国巡捕（即印度巡捕）、中国巡捕，从一点钟起停到五点钟才走。
但最感动我的是他在纸条上出现着这样的字：——今天我决心被捕。
“这被捕不被捕，怎能是你决心不决心的呢？”这话我不能对他说，因为我知道他用的是日本文法。
我又问他打算怎样呢？他说没有办法，池田去到S家里。
那个时候经济也没有了，证明书还没有消息。租界上日本有追捕日本或韩国人的自由。想要脱离租界，而又一步不能脱离。到中国地去，要被中国人误认作间谍。
他们的生命，就象系在一根线上么脆弱。
那天晚上，我把他们的日记、文章和诗，包集起来带着离开他们。我说：“假使日本人把你们捉回去，说你们帮助中国，总是没有证据的呀！”
我想我还是赶快走的好，把这些致命的东西快些带开。
临走时我和他握握手，我说不怕。至于怕不怕，下一秒钟谁都没有把握。但我是说了，就象说给站在狼洞里边的孩子一样。
以后再去看他们，他们就搬了，我们也就离开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