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九月四日《莽原》周刊第二十期。
〔2〕江先生即江绍原，安徽旌德人，当时北京大学讲师。他在《语丝》周刊第四十二期（一九二五年八月三十一日）发表《仿近人体骂章川岛》一文，其中多用反话，如说“至于《民报》副刊，有人说是共产党办的”等，霉江误以为是正面的诬蔑，表示愤慨。〔3〕章士钊（1881—1973）字行严，湖南长沙人，当时任段祺瑞执政府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他在所办的《甲寅》周刊发表的一些文章中，常有“密呈执政”和“密言于执政”一类话。
关于《关于红笑》
今天收到四月十八日的《华北日报》〔2〕，副刊上有鹤西先生的半篇《关于红笑》的文章〔3〕。《关于红笑》，我是有些注意的，因为自己曾经译过几页，那豫告，就登在初版的《域外小说集》〔4〕上，但后来没有译完，所以也没有出版。不过也许是有些旧相识之故罢，至今有谁讲到这本书，大抵总还喜欢看一看。可是看完这《关于红笑》，却令我大觉稀奇了，也不能不说几句话。为要头绪分明，先将原文转载些在下面——“昨天到蹇君家去，看见第二十卷第一号的《小说月报》，上边有梅川君译的《红笑》，这部书，因为我和骏祥也译过，所以禁不住要翻开看看，并且还想来说几句关于《红笑》的话。
“自然，我不是要说梅川君不该译《红笑》，没有这样的理由也没有这样的权力。不过我对于梅川君的译文有一点怀疑的地方，固然一个人原不该随便地怀疑别个，但世上偏就是这点奇怪，尽有是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不过也许我底过虑是错的，而且在梅川君看来也是意想不到的事，那么，这错处就在我，而这篇文字也就只算辩明我自己没有抄袭别人。现在我先讲讲事实的经过。
“《红笑》，是我和骏祥，在去年暑假中一个多星期内赶完的，……赶完之后就给北新寄去。过了许久才接到小峰君十一月七日的信，说是因系两人所译，前后文不连贯，托石民君校阅，又说稿费在月底准可寄来。以后我一连写了几封信去催问，均未得到回信，……所以年假中就将底稿寻出，又改译了一遍。文气是重新顺了一遍（特别是后半部），错误及不妥的地方一共改了几十处，交岐山书局印行。稿子才交出不久，却接到小峰二月十九日的信，钱是寄来了，虽然被抹去一点零头，因为稿子并未退回，所以支票我也暂时存着，没有退去，以后小峰君又来信说，原书，译稿都可退还，叫我将支票交给袁家骅先生。我回信说已照办，并请将稿子退了回来。但如今，书和稿子，始终还没有见面！
“这初次的译稿，我不敢一定说梅川君曾经见过，虽然我想梅川君有见到的可能。自然梅川君不一定会用我们底译文作蓝本来翻译，但是第一部的译文，句法神情都很相似的这一点，不免使我有一点怀疑。因为原来我们底初译是第一部比第二部流畅得多，同时梅川君的译文也是第一部比第二部好些，而彼此神似的又就是这九个断片。在未有更确切的证明时，我也不愿将抄袭这样的字眼，加于别人底头上，但我很希望对这点，梅川君能高兴给一个答复。假如一切真是我想错了呢，前边已经说过，这些话就作为我们就要出版的单行本并非抄袭的证明。”
文词虽然极婉委曲折之致，但主旨却很简单的，就是：我们的将出版的译本和你的已出版的译本，很相类似，而我曾将译稿寄给北新书局过，你有见到的可能，所以我疑心是你抄袭我们的，假如不然，那么“这些话就作为我们就要出版的单行本并非抄袭的证明”。
其实是，照原文的论法，则假如不然之后，就要成为“我们抄袭”你的了的，然而竟这么一来，化为神妙的“证明”了。但我并不想研究这些，仅要声明几句话，对于两方面——北新书局，尤其是小说月报社〔5〕——声明几句话，因为这篇译稿，是由我送到小说月报社去的。
梅川〔6〕君这部译稿，也是去年暑假时候交给我的，要我介绍出售，但我很怕做中人，就压下了。这样压着的稿件，现在还不少。直到十月，小说月报社拟出增刊，要我寄稿，我才记得起来，据日本二叶亭四迷〔7〕的译本改了二三十处，和我译的《竖琴》
〔8〕一并送去了。另外有一部《红笑》在北新书局吃苦，我是一点都不知道的。至于梅川，他在离上海七八百里的乡下，那当然更不知道。
那么，他可有鹤西先生的译稿一到北新，便立刻去看的“可能”呢？我想，是不“能”
的，因为他和北新中人一个不认识，倘跑进北新编辑部去翻稿件，那罪状是不止“抄袭”而已的。我却是“可能”的，不过我从去年春天以后，一趟也没有去过编辑部，这要请北新诸公谅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