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论下言兵无若孙武，用兵无若韩信、曹公。武虽以兵为书，而不甚见于其所自用。韩信不自为书，曹公虽为而不见于后世。然而传称二人者之学皆出于武，是以能神于用而不穷。窃尝究之，武之十三篇，天下之学失者所通诵也。使其皆知所以用之，则天下孰不为韩、曹也？以韩、曹未有继于后世，则凡得武之书伏而读之者，未必皆能办于战也。武之书，韩、曹之术皆在焉。使武之书不传，则二人者之为兵固不戾乎。武之所欲言者，至其所以因事设奇，用而不穷者，虽武之言有所未能尽也。驱市人白徒而置之死地，惟韩信者然后能斩陈馀；遏其归师而与之死地，惟若曹公者然后能克张绣。此武之所以寓其妙，固有待乎韩、曹之俦也。谲众图胜，而人莫之能知；既胜而复谲以语人，人亦从而信之不疑。此韩信、曹公无穷之变诈不独用于敌，而亦自用于其军也。
盖军之所恃者将，将之所恃者气。以屡胜之将，持必胜之气以临三军，则三军之士气定而情安，虽有大敌，故尝吞而胜之。韩信以数万之众，当赵之二十万，非脆敌也，乃令裨将传食曰：“破赵而后会食。”信策赵为必败可也，而曰必破而后会食者，可预期哉？使诚有以破赵，虽食而战，未为失赵之败也。然而韩信为此者，以至寡而当至众，危道也。故示之以必胜之气，与夫至暇之情，所以宁士心而作之战也。曹公之征关中，马超、韩遂之所纠合以拒公者，皆剧贼也。每贼一部至，公辄有喜色。贼既破，诸将问其故，答曰：“关中长远，若贼各据险，征之不一二年不可定也。今其皆集，可一举而灭之，是以喜耳。”袁绍追公于延津，公使登垒而望之曰：“可五六百骑。”有顷，复白骑积多，步兵不可胜计。公曰：“勿复白。”乃令解鞍纵马待焉。有顷，纵兵击之，遂大破绍，斩其二将。夫敌多而惧者，人之情也。以曹公之勇，而形之以惧，则其下震矣，故以伪喜、伪安示之。众恃公之所喜与安也，则畏心不生，而勇亦自倍，此所以胜之也。故用兵之妙，不独以诈敌，而又以愚吾士卒之耳目也。
昔者创业造邦之君，盖莫盛于汉之高皇。考其平日之智勇，实无以逮其良、平、信、越之佐。然其崛起，曾不累年诛秦、覆楚，遂奄天下而王之。曹公之资机警，挟汉以令天下，其行兵用师、决机合变，当日无与其俪也。然卒老于军，不能平一吴、蜀，此其故何也？议者以其持法严忍，诸将计画有出于己右者，皆以法夷之，故人旧怨无一免者，此所以不济。嗟夫！曹公残刻少恩，必报睚眦之怨，真有之矣。至若谋夫策士，收揽听任，固亦不遗，未尝深负之也。盖尝自诡以帝王之志业，期有以欺眩后世。然稽其才，盖亦韩信之等夷。而其遇天下之变，无以异于刘、项之际。刘备、孙权皆以人豪，因时乘变，保据一隅，而公之诸将皆非其敌。至于鞭笞中原，以基大业，皆公自为之。而老期迫矣，此其为烈与汉异也。
司马仲达
司马仲达论昔之君臣，相择相遇天下扰攘之日，君未尝不欲其臣之才，臣未尝不欲其君之明。臣既才矣，而其君常至于甚忌；君既明矣，而其臣常至于甚惮者，何也？君非有恶于臣而忌之也，忌其权略之足以贰于我也；臣非有外于君而惮之也，惮其刚忍之足以不容于我也。此忌、惮之所由生也。虽然君固有所不忌，以其得无所当忌之臣；臣固有所不惮，以其得无所当惮之君。昔者蜀先主之与诸葛孔明，苻坚之与王猛是也。
至于曹公之与司马仲达，则忌惮之情不得不生矣。非仲达不足以致曹公之忌，非曹公不足以致仲达惮。天下之士，不应曹公之命者多矣，而仲达一不起，已将收而治之矣。仲达之不起，固疑其不为己容；曹公之欲治，固疑其不为己用。此相期于其始者，固已不尽君臣之诚矣，则忌、惮何从而不生也？虽然仲达处之，卒至乎曹公无所甚忌，仲达无所甚惮者，此所以为人豪以成乎取魏之资也。人之挟数任术若荀文若者几希矣，盖曹公之策士而倚之为蓍龟者也。公之欲迁汉祚也，于其始萌诸心，而仲达启之以中其欲；于其既形于迹，而文若沮之以悴其情。已而，文若出于直言，而不能救其诛；仲达卒为之腹心，而遂去其惮。方曹公之鞭笞天下，求集大业也，将师四出，无一日而释甲。而仲达独以其身雍容治务而已，未尝一求将其兵，虽公亦不以为能而欲使之。迨公之亡，始制其兵，出奇应变，奄忽若神，无往不殄，虽曹公有所不逮焉。魏文固已无忌，仲达固已无惮，天下始甚畏之，犹公之不亡也。由是观之，仲达之以术略自将其身者，可得而窥哉。奈何诸葛孔明欲以其至诚大义之怀，数出其兵求与之决于一战以定魏、蜀之存亡哉？
仲达、孔明皆所谓人杰者也。渭南之役，人皆惜亮之死，以为不见夫二人者决胜负于此举也。亮之侨军利在速战，仲达持重不应以老其师，而求乘其弊。亮以巾帼遗之，欲激其应。仲达表求决战，魏君乃遣辛毗杖节制之。亮以仲达无意于战，其请于君，徒示武于众耳。嗟夫！谓仲达之请战以示武于众者，则或有之；谓其有所终畏，而无意于一决者，亦非也。虽然，使辛毗不至，则仲达固将不战也。仲达之所求者，克敌而已。今以一辱，不待其可战之机，乃悻然轻用其众为忿愤之师，安足为仲达也？晋之朱伺号为善战，人或问之，伺曰：“人不能忍，而我能忍，是以胜之。”岂以仲达而无朱伺之量耶？察其所以诛曹爽者，足见其能忍而待也。故其策亮曰：“亮志大而不见机，多谋而少决，好兵而无权，虽提卒十万，已堕吾画中，破之必矣。”此仲达之志也。亮之始出也，仲达语诸将曰：“亮若勇者，当出武功，依山而东；若西上五丈原，则诸军无事矣。”昔曹公攻邺，袁尚以兵救之，诸将皆以归师勿遏，当避之。公曰：“尚从大道来且避之，若循西山则成擒耳。”尚果循西山，一战擒之。卢循反攻建邺，宋武策之曰：“贼若新亭直上，且当避之；回泊蔡州，则成擒耳。”循果泊蔡州，一战而走之。亮之趋原，与袁尚之循西山、卢循之泊蔡州等耳。盖锐气已夺，固将畏而避人，不足为人之所畏避。此三君者，所以易而吞之也。亮常岁之出，其兵不过数万，不以败还，辄以饥退。今千里负粮，饷师十万，坐而求战者，十旬矣。仲达提秦、雍之劲卒，以不应而老其师者，岂徒然哉！将求全于一胜也。然而，孔明既死，蜀师引还，而仲达不穷追之者，盖不虞孔明之死，其士尚饱而军未有变，蜀道阻而易伏，疑其伪退以诱我也。向使孔明之不死，而弊于相持，则仲达之志得矣。或者谓仲达之权诡，不足以当孔明之节制，此腐懦守经之谈，不足为晓机者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