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莱恩说得对，让比尔·格雷西寄居在家可不像收留一位慈祥的老太太。我观望着我们谈话的后果，感到惊奇。
纽约——德莱恩家的纽约——毫不犹豫地站在莉拉一边。当时社会对酗酒和不忠的态度仍旧是坚定不移的；一个不得不从俱乐部引退的人就等于跌入了很可能是无底的深渊。两三个认为德莱恩的行为“挺好”的人急忙又追加上一句：“但是他应该在乡下某个安静的地方为老人买一幢房子。”把比尔·格雷西禁铜在乡下的一个安静的去处！不到一个礼拜他就会闹得邻里鸡犬不宁。他根本不是他人能管得住的；这一点德莱恩明白，因此就面对现实。
在整个前所未有的境况中，没有比格雷西先生自己对这一点的洞察更奇特、更出人意料、更有趣的了。他也逐渐意识到了他的处境别无选择。
“他们是不得已让我呆在这儿的，天哪；我自己也明白。像我这样的老祸害……不可能受人的信任！海利一开始就清楚——好小子，我的女婿。他直言不讳地给我讲。说：我是信任不过你的，父亲，……直截了当说给我听。天哪，如果早几年他像那样跟我说话，我就顾不得后果了！不过现在我可由不得自己了……我只好忍受着让人家像对待婴儿似的对待我……当即我就原谅了他，先生——当即。”他漂亮的眼睛充满了泪水，把一只又软又老、布满青筋和黑斑的手从桌子的那边向我伸过来。
他的到来实际上造成了德莱恩与世隔绝的状况，我是他们家仍然能见到的屈指可数的几个朋友之一。我知道莉拉感激我的到来。但我并不需要那种鼓励。即使我能给德莱恩一个消极的支持，那也足够了。开始的几个月真是可怕，但是他显然在对自己说：“事情会慢慢安顿下来的，”便只是耸起他宽阔的肩膀去迎接暴风雨。
事情并没有安顿下来；因为怀现到比尔·格雷西身上，事情就继续处在一种沸沸扬扬的状态中。晚辈的孝敬，上好的食品，以及早睡早起使这个惹事者的健康得到了一定的恢复；他变得精力旺盛、傲慢而狡黠。幸好他的第一次放肆导致了旧病复发，连他自己也惊恐不已。他知道自己的抵抗力完了，由于对自己的困境过分敏感，他再次背上了伤心的包袱。然而他从来不是个被动的人。他总得扮演某种角色，通常给别人造成祸害。
一天一位穿着耀眼的女士强行闯进门来找他，房子里回响着她的斥责声。莉拉不让孩子们插手这种场面，而且当圣诞节儿子们回家时，她把他们送到了加拿大的一个家庭教师那儿，自己则和小女儿去了佛罗里达。只剩下德莱恩、格雷西和我享用我们的圣诞火鸡，我不知道德莱恩在华盛顿医院的那个古怪的朋友对这样过节会怎么看。格雷西先生百感交集，他用一种诲人不倦的絮叨来回首往事。“毕竟，女人和孩子总还是喜欢我的，”他总结道，一颗泪珠挂在睫毛上。“但我是你和莉拉的祸根，这我知道，海利。这是我唯一的长处。我想——这我的确知道！好吧，从现在起改过自新吧……”如此这般，不一而足。
过了几个月，有一天，公司的头儿布罗德先生打发人来叫我，我对这次召见既感到吃惊又感到焦虑，因为我并不被常常唤去目睹他的威仪。
“德莱恩先生对你的能力评价甚高，”他开始亲切地说。
我鞠了个躬，想到这可能是个晋升的暗示，有点飘飘然；然而布罗德先生接着说：“我知道你常在他家。常听他说你是他的忘年交。”晋升的希望破灭了，但我并不懊悔。从某个角度来看，这样反而更好。我又鞠了一躬。
布罗德先生有点尴尬了。“你常在威廉·格雷西先生的女婿那里见到他吗？”
“他就住在那儿，”我直截了当地回答。
布罗德先生叹了口气。“是啊，德莱恩先生做了件好事……但是他真地意识到后果了吗？他自家的成员都站在他妻子一边。你会对我如此坦率地讲话感到奇怪……但是我被问及……据说……”
“如果他不住在那儿，就得进排污沟了。”
布罗德先生更深地叹了口气。“哎，问题就在这里，也许你会间我为什么不直接跟德莱恩先生说……然而这太微妙了，他这个人又不太爱说话。再说，还有些慈善机构嘛……你不认为那儿有办法可想吗？”
我默不作声，他握着手喃喃地说：“这个你要保密，”他示意让我走。我回到我的办公桌旁，感到既然布罗德先生通过与我商谈来强调此事，情况一定很严重。
纽约，为了自己心安理得，最终认定海利，德莱恩有些“异常”。他们两个都是疯子，在他家里打得火热；难怪可怜的莉拉认为这里已没有她的容身之地！在当时的情况下，那种观点神秘而又隐蔽地迅速向四处传播，使我为接着要发生的事做好了准备。
复活节期间有一天，我去德莱恩家同他们一块儿吃饭，发现家中只有男主人和老格雷西，我断定莉拉又带着孩子们走了。她的确走了，走了一个星期了，而且刚寄了一封信给她的丈夫，说她和小女儿正要从蒙特利尔启航。儿子们将和一个可靠的仆人一道回格罗顿。由于她不愿意指责他自己的家庭成员与她一致认为的一件轻率的慷慨行为，她也就没再多写什么。他知道她被他强加给她的压力压跨了，并且愿意理解她想要暂且离开的心情……
她已经离开他了。
那时候，这样的事件可不像后来那样理所当然。而且我怀疑，对一个像德莱恩这样的人来说，这种打击是否本该会轻一些。自然那个晚上是我和他一起度过的最阴沉的一个夜晚。在博尔顿·伯恩受罚的那天我有同样的印象：觉得德莱恩对舆论毫不在乎。他知道舆论偏袒他的妻子，但我相信这一点也没有影响他，他妻子自己对他的行为的看法也没有影响他。这可是我始料不及的。我发现真正使他苦恼的是他的孤独。他思念妻子，盼她回来——她在跟前婆婆妈妈耍小性儿是他在世界上最不能舍弃的东西。但当他告诉我他妻子的所作所为后，只是加了一句：“我看是没有法子了，我们俩都有权坚持自己的观点。”
我又一次诧异地看着他。似乎有另外一个声音通过他的嘴在说话，而我嘴里却说：“这可能就是你华盛顿的朋友告诉你的吧？”就在我们留连的餐厅门口，格雷西先生通红的面孔、不值得敬重的赤褐色的头发出现在我们中间。
“海利，你瞧。我们玩一盘怎么样？如果想把我像一个顽皮小孩那样在十点钟就打发上床睡觉，你起码得先让我玩一把牌。”他朝我使了个眼色，我们就进书房了。他接着补了一句沙哑的旁白：“如果他想像莉拉那样指挥我，那他就错了。人心都是肉长的，现在她已经走了，如果我又来受欺负，那就真该死。”。
那样的威胁是格雷西先生顽强精神的最后一次闪耀。这种证实他的精神的反抗行为导致了一次严重的胸膜炎发作。德莱恩以极大的耐心服侍了老人，经过这场病他萎缩了，干瘪了，就连最后一点赤褐色的痕迹都从他那稀疏的鬈发上消失了。昔日的自己已荡然无存，只剩下一点点无害的闲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