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在莫斯科住着一个人，名叫符拉季米尔·谢敏内奇·里亚多夫斯基。他毕业于大学法学系，在某铁路局供职，可是假如您问他做什么工作，他就会睁着亮晶晶的大眼睛从金边的pince-
nez①里坦率爽朗地瞧着您，用平静、柔和、吐字不清的男中音回答您说：“我做文学工作！”
大学毕业后，符拉季米尔·谢敏内奇在一家报纸上发表过一篇剧评。他从剧评转到书报评介栏，一年后就发展到每星期发表一篇评论性的小品文了。然而根据这一点却不应当得出结论说：他是业余工作者，他的写作具有偶然的和暂时的性质。每逢我看见他那装束整洁的瘦小身材、宽大的额头和马鬃般的长发，每逢我听着他讲话，我总觉得他的写作似乎不是取决于他写什么，怎样写，而是一种生来就有的生理现象，犹如心跳一样，他还在娘胎里的时候，似乎他的全部文学纲领就已经在他的头脑里形成，象瘤子一样了。我甚至在他的步伐、手势、弹烟灰的姿态里也看到这个纲领，从头到尾，连同它的种种叫嚣、乏味、庄严之处，都清清楚楚。遇到他带着充满灵感的脸容把花圈放在某一名人的棺材上，或者带着尊严而郑重的神情为一封贺电征集签名的时候，他俨然是个以写作为业的人。他那种极力要结交着名文学家的热情，那种在没有才能的地方也能找到才能的本领，那种经常热情洋溢的神态，那种每分钟达到一百二十次的脉搏，那种对生活的无知，在为青年学生募捐的音乐会和文学晚会上象女人那样大惊小怪地奔忙张罗的样子，那种力求接近青年人的心情，即使他没有写过文章
，也足以给他造出“作家”的名声来了。
象他这样的作家，很适合于说：“我们这种人是不多的！”
或者“缺了斗争，那还算是什么生活？前进啊！”其实他从来也没有跟什么人斗争过，也从来没有前进过。临到他开口畅谈理想，那也不会显得肉麻。每到大学周年纪念日，在达契雅娜节
，他总是喝得醉醺醺的，唱起“
gaudeamus”②来，总是荒腔走板，同时他那眉开眼笑、不住流汗的脸仿佛在说：“您瞧，我喝醉了，我在纵酒行乐啊！”可是就连这样，对他也是很相称的。
符拉季米尔·谢敏内奇真诚地相信他的写作权利，相信他的纲领，不存任何怀疑，显然对自己很满意。只有一件事使他伤心，那就是他发表文章的报纸却订户很少，名气也不大。不过符拉季米尔·谢敏内奇相信他迟早会在大杂志上立足，发挥才能，大显身手，因此他那小小的悲哀在灿烂的希望面前也就黯然失色了。
我常到这个可爱的人家里做客，认识了他的亲妹妹，女医师薇拉·谢敏诺芙娜。乍看上去，这个女人神色疲倦，她那病恹恹的样儿使我吃惊。她年轻，身材苗条，相貌端正，粗眉大眼，然而跟活跃的、优雅的、健谈的哥哥相比，却显得乖僻，萎靡，疏懒，阴沉。她的动作、笑容和话语有点勉强，冷淡，漠然，人们都不喜欢她，认为她骄傲，头脑不那么聪颖。
可是实际上，我觉得，她是在休养。
“我亲爱的朋友，”她哥哥常对我说，叹口气，用好看的、作家的手势把头发撩到后边去，“永远不要凭外貌评断人！您瞧这本书吧：它早已被人读过，翻旧，卷了边揉皱，丢在尘土里，象是没用处的东西了，可是您一翻开，它就会使您脸色发白，流下泪来。我的妹妹就象这本书。您掀开她的封面，瞧一瞧她的灵魂，就会吓一大跳。前后不过三个月的工夫，薇拉经历到的事不下于人家一辈子的经历呢！”
符拉季米尔·谢敏内奇不住地回头看，拉住我的衣袖，放低声音说：“您要知道，她毕业以后，跟一个建筑师恋爱，结婚了。十足的悲剧啊！新婚夫妇还没过完一个月，那丈夫，唉！就得伤寒病死了。可是事情还不止于此。她自己也从丈夫那儿传染了伤寒，临到养好病，却听说她的伊凡死了，就吞下大量吗啡自杀。要不是她的女朋友们出力，我的薇拉早就升天了。您听听，难道这不是悲剧？难道我的妹妹不象一个ingénue③，已经演完了一生的五幕剧？让观众去看轻松喜剧吧，可是这位ingénue却要回家休息去了。”
薇拉·谢敏诺芙娜熬过那不幸的三个月以后，就搬到她哥哥这儿来住。行医不合她的心意，没有使她感到满足，反而使她厌倦。再者，她也没有给人留下精通医学的印象，跟她的科学有关的话我一次也没有听她谈起过。
她已经丢开医学，什么事也不做，沉默寡言，跟囚徒一样，低下头，垂下手，懒散而缺乏光彩地打发她的青春。只有一件事总算还能引起她的兴致，而且多少给她的暗淡生活带来点光明，那就是她所爱的哥哥近在身旁。她爱他本人，爱他的纲领，钦佩他的小品文，遇到别人问她哥哥在做什么，她就压低喉咙，仿佛深怕惊扰他或者妨碍他似的，回答说：“他在写作！……”照例，他一写东西，她就在他身旁坐下，眼睛不放松他写作的手。这时候她就象是害病的动物在晒太阳取暖。……冬天一个傍晚，符拉季米尔·谢敏内奇坐在桌旁，正给报纸写评论文章，旁边坐着薇拉·谢敏诺芙娜，照例瞅着他的写作的手。批评家写得快，既不涂改，也不停顿。笔尖咝咝响，吱吱叫。桌子上，在他写作的手的旁边，放着一本厚杂志，已经翻开，刚裁开书页。
杂志上有一篇写农民生活的小说，署名是两个大写字母。
符拉季米尔·谢敏内奇读得兴高采烈。他发现作者在描写方式上得心应手，自然景物的描写近似屠格涅夫，笔调真诚，非常熟悉农民的生活。批评家本人不过是靠书本和传说来了解这种生活罢了，然而他的感觉和内心的信念却促使他相信这篇小说。他预言作者会有光辉的前途，强调说他急不可待地等着看小说的结尾，等等。
“精采的小说啊！”他说，往椅背上一靠，愉快地闭上眼睛。“主题思想极其动人！”
薇拉·谢敏诺芙娜瞧着他，大声打个呵欠，忽然提出一个意外的问题。一般说来，每到傍晚，她已经养成习惯，常常烦躁地打呵欠，提出简短而奇突的问题，往往跟正事无关。
“沃洛嘉④，”她问，“什么叫勿抗恶⑤？”
“勿抗恶？”哥哥睁开眼睛，反问道。
“是啊。你是怎么理解的？”
“是这么回事，亲爱的，假定有贼或者强盗来找你的麻烦，要打劫你，可是你非但不……”“不，你下一个理论上的定义吧。”
“理论上的定义？嗯！……哦，那又何尝不可？”符拉季米尔·谢敏内奇踌躇不决地说。“勿抗恶指的是对于道德范围里被称为恶的事情一律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
说完这话，符拉季米尔·谢敏内奇就埋头去研究一个中篇小说了。这个中篇小说是一个女人写的，描绘一个上流社会的女人同她的情夫和私生子同住在一所房子里，她的不合法的地位何等难堪。对动人的主题思想也罢，对情节也罢，对表现手法也罢，符拉季米尔·谢敏内奇一概感到满意。他简略地转述中篇小说的内容，摘录几个最好的段落，然后添上他自己的话：“不是吗，这一切多么忠于现实，多么富于生活气息，多么美丽如画！作者不但是小说艺术家，而且是细腻的心理学家，善于看透人物的心灵。为了举例，我们不妨指出女主人公同丈夫相遇的时候，作者对她的内心状态的生动描写”，等等。
“沃洛嘉！”薇拉·谢敏诺芙娜打断他那评论家的文思，说道。“有一个奇怪的想法从昨天起就盘据在我的头脑里了。我一直在想：如果人类生活建立在勿抗恶的原则上，我们会成为什么样子呢？”
“大概会消灭。勿抗恶使犯罪的意志得到充分自由，于是这个世界就会大乱，文明当然也就完了。”
“那么会剩下些什么呢？”
“强盗和妓院。在下一篇文章里我也许会谈一谈这个问题。谢谢你提醒我。”
过一个星期我的朋友果然履行他的诺言了。这样做很合时宜，当时是八十年代，我们社会上和报刊上正在纷纷议论勿抗恶，议论审判、惩罚、战争的权利，在我们圈子里有的人开始不用仆人，或者到农村去种地，或者断绝肉食和性爱。
读完哥哥的文章，薇拉·谢敏诺芙娜想了想，几乎叫人看不出来地耸了耸肩膀。
“写得很可爱！”她说。“不过我仍旧有许多地方不理解。
例如列斯科夫⑥的《神职人员》里，有个种菜的怪人为所有的人种菜：为买主，为乞丐，也为打算偷菜的人。他的做法合理吗？”
根据妹妹脸上的表情，根据她的口气，符拉季米尔·谢敏内奇明白她不喜欢他这篇文章
，他那作家的自尊心大约生平第一次受到了震动。他不免懊恼地回答说：“盗窃是不道德的现象。为盗贼种菜无异于承认盗贼有权利存在。如果我办一家报纸，分成两部分，除了宣传正直的思想以外，还要照顾敲诈勒索，那你会怎么说呢？按照那个菜园主的逻辑，我岂不应当也给敲诈者和坏蛋留出地盘，来宣传他们的思想？不是吗？”
薇拉·谢敏诺芙娜什么话也没回答。她从桌旁站起来，懒洋洋地走到长沙发跟前，躺下。
“我不知道，我什么也不知道！”她沉思地说。“你的话也许是对的，不过我认为，我有这样的感觉，我们对恶进行的斗争有一种虚伪的味道，仿佛有什么东西没有说穿，或者掩盖着似的。上帝才知道是怎么回事，也许我们抵制恶的办法属于偏见之列，这类偏见已经在我们的头脑里根深蒂固，我们再也没有力量丢开，因此再也不能正确地判断它们了。”
“这话怎么讲？”
“我不知道该怎样才能向你说清楚。也许人们认为必须对恶进行斗争，认为有权利这样做，其实是想错了，就象，比方说，认为人的心脏形状同纸牌上的心相似，也是错误的。很可能，我们在对恶进行斗争的时候没有权利用武力，而该用同武力相反的东西，举个例子来说，如果你希望你这张画不被人偷去，那就不要把它藏起来，而要交出去。……”“高明，高明得很！要是我想娶一个有钱的商人女儿，那么为了阻止我做这种卑鄙的事，那个商人女儿倒应当赶快主动嫁给我呢！”
兄妹俩一直谈到半夜，互不相让。如果有个局外人听见他们谈话，就未必闹得清这一个争什么，那一个又争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