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屏山教后学为文，欲自成一家，每曰："当别转一路，勿随人脚跟。"故多喜奇怪，然其文亦不出庄、左、柳、苏，诗不出卢仝、李贺。晚甚爱杨万里诗，曰："活泼剌底，人难及也。
"赵闲闲教后进为诗文则曰："文章不可执一体，有时奇古，有时平淡，何拘？"李尝与余论赵文曰："才甚高，气象甚雄，然不免有失支堕节处，盖学东坡而不成者。"赵亦语余曰："之纯文字止一体，诗只一句去也。"又，赵诗多犯古人语，一篇或有数句，此亦文章病。
屏山尝序其《闲闲集》云："公诗往往有李太白、白乐天语，某辄能识之。"又云："公谓男子不食人唾，后当与之纯、天英作真文字。"亦阴讥云。

赵闲闲论文曰："文字无太硬，之纯文字最硬，可伤！"王翰林从之则曰："文字无软者，惟其是也。"余尝以质诸先人，先人以赵论为是。
兴定、元兴间，余在南京，从赵闲闲、李屏山、王从之、雷希颜诸公游，多论为文作诗。
赵于诗最细，贵含蓄工夫；于文颇粗，止论气象大概。李于文甚细，说关键宾主抑扬；于诗颇粗，止论词气才巧。故余于赵则取其作诗法，于李则取其为文法。
若王，则贵议论文字有体致，不喜出奇，下字止欲如家人语言，尤以助辞为尚。与屏山之纯学大不同。尝曰："之纯虽才高，好作险句怪语，无意味。
"亦不喜司马迁《史记》，云："失支堕节多。""韩退之《原道》，如此好文字，末曰人其人火其书，太下字。柳子厚肥皮厚肉、柔筋脆骨之类，此何等语？千古以来，惟推东坡为第一。
"又多发古名篇中疵病：渊明《归去来辞》，前想像后直述，不相侔。伯伦《酒德颂》有大人先生，是寓言，后闻吾风声，"吾"当作"其".退之《盘谷序》，前云友人，后云昌黎韩愈，似不相识。永叔《苏子美墓志》，争为人所传，既用争字，当曰人争传之，不然，曰为人所传，不须争字。
子瞻《超然台记》，物有以蔽之矣，矣字不安。此类甚多，不可胜纪。雷则论文尚简古，全法退之。
诗亦喜韩，兼好黄鲁直新巧。每作诗文，好与朋友相商订，有不安，相告立改之，此亦人所难也。
正大中，王翰林从之在史院领史事，雷翰林希颜为应奉兼编修官，同修《宣宗实录》。
二公由文体不同，多纷争，盖王平日好平淡纪实，雷尚奇峭造语也。王则云："实录止文其当时事，贵不失真。若是作史，则又异也。
"雷则云："作文字无句法，委靡不振，不足观。"故雷所作，王多改革，雷大愤不平，语人曰："请将吾二人所作令天下文士定其是非。"王亦不屑，王尝曰："希颜作文好用恶硬字，何以为奇？"雷亦曰："从之持论甚高，文章亦难止以经义科举法绳之也。
"
雷翰林希颜为人作碑志，虽称其德善，其疵短亦互见之。尝曰："文章止是褒与贬。"初，作《屏山墓志》，数处有微言，刘光甫读之不能平，与宋飞卿交劝令削去，及刻石，犹存"浮湛于酒，其性厌怠，有不屑为"之言。
余谓碑志本以章其人之善，虽不可溢美有愧辞，然当实录其善事，使传信后世。若疵短则不当书也，况非作史传，何必贬焉？且其子孙览之，岂得自安也？
赵闲闲作《南城访道图》，诸公皆有诗。尝有一齐希谦者，题云："亿劫梦中夸识解，一生纸上作风波。
到今不肯抽头去，毕竟南城有甚么？"人颇传之。
赵闲闲以文学名一世，于吏事非所长。兴定初，术虎高琪为相，恶士大夫，有罪辄以军储论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