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奇晚年泥爱其子，莫知其恶最为败德事。若藩臬郡邑、或出巡者，见其暴横，以实来告，士奇反疑之，必以子书曰，某人说汝如此，果然，即改之。子稷得书，反毁其人曰，某人在此如此行事，男以乡里故，挠其所行，以此诬之。士奇自后不信言子之恶者。有阿附誉子之善者，即以为实然而喜之。由是，子之恶不复闻矣。及被害者连奏其不善之状，朝廷犹不忍加之罪，付其状于士奇，乃曰左右之人非良，助之为不善也。而有奏其人命已数十，恶不可言，朝廷不得已，付之法司。时士奇老病，不能起，朝廷尤慰安之，恐致忧。后岁余，士奇终，始论其子于法，斩之。乡人预为祭文，数其恶流，天下传诵。
高庙亦难受谏。翰林编修张姓者，能直言，至不能容，黜为山西蒲州学正。例庆贺撰表，高庙阅之，识其名，见其表词有曰：“天下有道”，又曰：“万寿无疆。”发怒曰：“此老还谤我！”以“疆”、“道”二字疑之。即差人逮来，引见曰：“送法司问汝，更何说？”张曰：“臣有一言就毕就死。陛下有旨，表文不许肚撰，务出经典。臣谓天下有道，乃先圣孔子之格言。臣谓万寿无疆，乃《诗经》臣子祝君之至情。今谓臣诽谤，不过如此。”闻其说，良久曰：“此老还嘴强！”放去，竟不问。左右相谓曰：“数年已来，才见容此一人而已。”
文庙过江之日，初即位，欲诏示天下，问姚广孝举代草者，曰必须方孝孺。召之数次，不来。以势逼之，不得已，孝孺持斩衰而行见。文庙即命草诏，乃举声大哭曰：“将何为辞？”敕左右禁其哭，授以笔，即投之地曰：“有死而已，诏不可草。”文庙大怒，以凌迟之刑刑之，遂夷其族。孝孺受业于宋景濂，其文章滂沛，议论波澜，类东坡之才，而忠义之气凛然不可犯，景濂不能及也。
麓川初叛时，沐晟尚在。若彼时，只遣人宣布朝廷恩威，赦其罪，抚安之，未必不从。遂轻动举兵，又不委晟而另遣将，以致王师失利。适王振操柄之初，乃逞其忿，阁下议谓远夷不足较，且为耕守计，振不从，且与兵部尚书王骥谋，骥阿其意。举兵，以骥督军，起东南兵十五万，给饷者倍之，穷其巢穴，而寇首思人发不可得，焚寨而还，杀无辜十数万且以为功，骥封靖远伯，以次升者万余。未几，寇势复盛，骥再往，起兵如前，东南搔扰军民罢弊殆不可言，复穷其所，寇首亦不可得而还。又有功升秩半前。然麓川不如中国一大县，纵得其地与人，有何利益？而连岁兴兵，军需所费万万不可计，而升秩之俸又万万不可计，皆出于民，以所得较所失，诚不忍言。兵连祸结，致有今日。人以骥为功之首，不知为罪之魁也！
予在验封日，南阳郡守陈正伦考绩来，见西老道及予名。西老欲一见陈公，约予偕造，予终不从，自思此一见无他，即是求知。既而，以事相关入阁，问知其名，因话良久。未几，孔目以祭人之文呈，见予名，叹曰：“我不识此人！”冀予一见，竟不往。与王文正恶人造门者，不同也。
予在学读圣贤书，知佛老为异端。同类有挂其像者，即斥其非，以为名公钜儒决不如此！后居验封，造冢宰宅，见正寝东严整一室，疑必家庙，问之，则曰：“佛堂也。”不觉骇叹。又以为文章名世者，必不尔。既而，见石首先生庭中高悬一幅，视之，乃观音像也。不觉失笑。呜呼！人其人，火其书，果谁望邪？
平江伯陈豫，以白金、采币之类，求西杨为其父作墓志，西杨却之，不许。固请，辞益坚，不得。乃减金币三分之一，求于东杨，即纳而为之，称许过实。或见西杨曰：“以平江之父，先生不为志，何也？”曰：“汝安得知？彼曾祖，吾为墓碑，虽未识其人，以子封爵，非积德之厚不能致。吾按状而发扬之，必有实也。彼祖，吾复为之，以委督漕运而有行实，功绩可纪，所以发扬之。若佐，无可述者，苟称之过实，非所以取信于后世也。吾何以金帛为哉？”予因思，唐之张说爱姚崇之玩物而得之，盛为称许之辞于碑，盖有愧于西杨者也。
东杨天资明敏，有果断之才。中官有事来阁下议，必问曰：“东杨先生在否？”知不在即回。凡议事，未尝不逊西杨，或执古以断不可行。已而，卒于东杨，灼然可行而无碍也。每秋，敕文武大臣赴内台，审廉重狱，自英国公而下，俱逊避，俟二杨先生决之。西杨讯之，未尝决，至不可了。东杨一问即决，庶几子路片言折狱之才，众皆叹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