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母亲在给儿子收拾出门的行装，她很难过。保尔看着妈妈，发现她在偷偷地流泪。
“保夫鲁沙，你别走啦，行吗？我岁数大了，孤零零的一个人过日子多难受啊。不管养多少孩子，一长大就都飞了。那个城市有什么可留恋的呢？这儿一样可以过日子嘛。是不是看中了哪个短尾巴的小鹌鹑了？唉！你们什么也不跟我这个老太婆说。阿尔焦姆成亲，一句话也没说。你呢，更不用说了。总要等你们生病了，受伤了，我才能见到你们。”妈妈一面低声诉说着，一面把儿子的几件简单衣物装到一个干净的布袋里。
保尔抱住母亲的肩膀，把她拉到自己怀里。
“好妈妈，那儿没有什么鹌鹑！你老人家不知道吗？只有鹌鹑才找鹌鹑做伴。照你那么说，我不也成鹌鹑了吗？”
他的话把母亲逗得笑起来。
“妈妈，我发过誓，只要全世界的资产阶级还没消灭光，我就不找姑娘谈情说爱。什么，你说要等很久？不，妈妈，资产阶级的日子长不了啦……一个人民大众的共和国就要建立起来，将来你们这些劳动了一辈子的老头老太太，都送到意大利去养老。那个国家可暖和了，就在海边上。那儿根本没有冬天，妈妈。我们把你们安顿在资本家住过的宫殿里，让你们在温暖的阳光底下晒晒老骨头。我们再到美洲去消灭资产阶级。”
“孩子，你说的那种好日子，我是活不到了……你爷爷就是这个样子，脾气特别古怪。他是个水兵，可是真像个土匪，愿上帝饶恕我这么说！那年他在塞瓦斯托波尔打仗，回到家里，只剩了一只胳膊一条腿。胸口倒是戴上了两个十字奖章，还有挂在丝带上的两个五十戈比银币，可是到后来老头还是穷死了。他性格可倔强了。有一回他用拐棍敲了一个官老爷的脑袋，为这事蹲了差不多一年大牢。十字奖章也没帮上忙，人家照样把他关了起来。我看你呀，跟你爷爷一模一样……”
“怎么啦？妈妈，咱们这回分别，干吗要弄得愁眉苦脸的呢？把手风琴给我，我已经好久没拉了。”
他低下头，俯在那排珠母做的琴键上，奏出的新鲜音调使母亲感到惊奇。
他的演奏和过去不一样了。不再有那种轻飘大胆的旋律和豪放不羁的花腔，也不再有曾使这个青年手风琴手闻名全城的、令人如醉如痴的奔放情调。现在他奏得更和谐，仍然有力量，比过去深沉多了。
保尔独自到了车站。
他劝母亲留在家里，免得她在送别的时候又伤心流泪。
人们争先恐后地挤进了车厢。保尔占了一个上铺，他坐在上面，看着下面过道上吵嚷的激动的人群。
还是和以前一样，人们拖上来很多口袋，拼命往座位底下塞。
列车开动之后，大家才静下来，并且照老习惯办事，狼吞虎咽地吃起东西来。
保尔很快就睡着了。
保尔要去的第一所房子，坐落在市中心，在克列夏季克大街。他慢慢蹬着台阶走上天桥。周围的一切都是熟悉的，一点也没有变。他在天桥上走着，一只手轻轻地抚摩着光滑的栏杆。快要往下走的时候，他停住了脚步——天桥上一个人也没有。在深不可测的高空，展现出宏伟壮观的夜景，令人看得入迷。黑暗给地平线盖上了墨色的天鹅绒，无数星星在燃烧，恰似磷火闪闪发光。下面，在天地隐约相接的地方，是万家灯火，夜色中露出一座城市……
有几个人迎着保尔走上桥来。他们激烈地争论着，打破了黑夜的寂静。保尔不再去看城市的灯火，开始走下桥去。
保尔到了克列夏季克大街军区特勤部，传达室值班的警卫队长告诉他，朱赫来早就不在本市了。
他提出许多问题来盘问保尔，直到弄清楚这个年轻人确实是朱赫来的熟人，才告诉他，朱赫来两个月以前调到塔什干去了，在土耳其斯坦前线工作。保尔非常失望，他甚至没有再详细打听，就默默地转身走了出来。疲倦突然向他袭来，他只好在门口的台阶上坐一会儿。
一辆电车开过去，街上充满了轰隆轰隆的声音。人行道上是不尽的人流。多么热闹的城市啊：一会儿是妇女们幸福的欢笑声，一会儿是男人们低沉的交谈声，一会儿是年轻人高亢的说笑声，一会儿是老年人沙哑的咳嗽声。人来人往，川流不息，脚步都是那样匆忙。电车上灯火通明，汽车前灯射出耀眼的光芒，隔壁电影院的广告周围，电灯照耀得如同一片火光。到处是人，整条街上都是不绝的人声。这就是大城市的夜晚。
大街上的喧嚷和繁忙多少减轻了他因为朱赫来的离去而产生的惆怅。但是，上哪里去呢？往回走，到索洛缅卡去吗——那里倒有不少朋友，就是太远了。离这里不远是大学环路，那里的一所房子自然而然地浮现在眼前。他现在当然应该到那里去。本来嘛，除了朱赫来之外，他首先想看望的同志不就是丽达吗？到了那里，他还可以在阿基姆房间里过夜。
他远远地就看到了楼角窗户上的灯光。他尽力使自己不要激动，拉开了那扇柞木大门。他上了楼梯，在门外站了几秒钟，听到丽达房间里有人谈话，还有人在弹吉他。
“嗬！这么说，连吉他也让弹了？规矩放松了。”保尔心里想，一面用拳头轻轻地敲了敲门。他感到心情激动，赶忙咬紧了嘴唇。
开门的是一个不认识的青年女子，两鬓垂着鬈发。她上下打量着保尔，问：“您找谁？”
她没有关门，保尔扫了一眼房内陌生的陈设，就什么都明白了，不过他还是问了一句：“我找乌斯季诺维奇，她在吗？”
“她不在这儿了，一月份就到哈尔科夫去了，听说又从哈尔科夫到了莫斯科。”
“那么，阿基姆同志还住在这儿吧？他也搬走了吗？”
“阿基姆同志也搬走了。他现在是敖德萨省团委书记。”
保尔无可奈何，只好转身走了。回到这个城市的喜悦心情已经暗淡了。
现在要认真考虑一下在哪里过夜的问题了。
“照这样一家家找下去，走断了腿也找不到一个人。”保尔克制着内心的苦恼，闷闷不乐地咕哝着。不过，他还是决定再碰碰运气——找潘克拉托夫去。他就住在码头附近，找他总比到索洛缅卡近得多。
保尔已经走得精疲力竭，总算到了潘克拉托夫家门口。他敲了敲曾经油成红褐色的门，暗暗下了决心：“要是他也不在，我就不再跑了，干脆钻到小船底下睡一宿。”
一个老太太开了门，她头上扎着一块朴素的头巾，这是潘克拉托夫的母亲。
“大娘，伊格纳特在家吗？”
“他刚回来，您找他吗？”
她没有认出保尔，回头喊道：“伊格纳特，有人找你！”
保尔跟她走进房里，把口袋放在地上。潘克拉托夫一面嚼着面包，一面从桌子旁边转过身来，对客人说：“既然是找我，你就坐下谈吧，我得先把这碗汤灌下去。
从大清早到现在，只喝了点白开水。”潘克拉托夫拿起了一把大木勺。
保尔在他旁边的一张破椅子上坐下来，摘下帽子，习惯地用帽子揩了揩前额，心想：“难道我变得这么厉害，连伊格纳特都认不出我来了？”
潘克拉托夫喝了两勺汤，没有听到客人说话，又转过头来，说：“说吧，你有什么事？”
他拿着一块面包，正往嘴里送，突然手在半路上停了下来。他一下愣住了，眨着眼睛说：“啊！……等一等……呸！你真会胡闹！”
保尔看见潘克拉托夫紧张得满脸通红，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是你，保尔！我们还以为你死了呢！……等一等，你到底是谁？”
潘克拉托夫的母亲和姐姐听到他的喊声，从隔壁房间跑了过来。他们三个人一起，终于认出了站在他们面前的确实是保尔。
家里人早都睡了，潘克拉托夫还在给保尔讲四个月来发生的各种事情。
“扎尔基、杜巴瓦和什科连科去年冬天就到哈尔科夫去了。这三个家伙不是去干别的，而是上了共产主义大学。扎尔基和杜巴瓦进的是预科，什科连科上一年级。我们一共十五个人参加考试。我是心血来潮，也跟着报了名。心想，肚子里净是稀汤，也得装点干货进去。哪知道，考试委员会却把我推上了沙滩，让我搁浅了。”
潘克拉托夫气呼呼地哼了一声，又接着说：“开头事情倒挺顺当。一切条件我都合格，党证有，团龄也够，经历和出身更不成问题，鸡蛋里挑不出骨头来。但是一到政治考试，我就倒霉了。
“我让考试委员会的一个同志给卡住了。他问了我这么一个小问题：‘请您说说，潘克拉托夫同志，您对哲学有什么认识？’你知道，我对哲学是一窍不通。可是我马上想起来，我们那儿有过一个装卸工，上过中学，是个流浪汉。他当装卸工是为了做做样子。有一回，他对我们说：从前，天晓得是什么时候，在希腊有那么一些自以为了不起的学者，人们都管他们叫哲学家，其中有那么一个宝贝，名字我记不清了，好像叫伊杰奥根［这里是指第奥根（约公元前４０４-前３２３年），古希腊哲学家——译者］，他一辈子都住在木桶里，还有一些别的怪毛病……他们当中最有能耐的一个，能够用四十种方法证明黑的就是白的，白的就是黑的。一句话，他们都是些胡说八道的家伙。你瞧，我一下子想起了那个中学生讲的故事，心想：‘这位考试大员竟想从右翼包抄我。’他狡猾地看着我。我就不管三七二十一，放了一炮。我说：‘哲学就是空口说白话，故弄玄虚。同志们，我才不想学这种胡说八道的玩意儿呢。更说党史嘛，我可满心喜欢学。’他们一听，就刨根问底，让我讲讲我的这些新见解是从哪儿来的。我把中学生的话添油加醋地说了一遍，考试委员们全都哈哈大笑起来。我气坏了。
“‘怎么着，你们把我当傻瓜吗？’说完，我抓起帽子就回家了。
“后来，我在省委碰到了那位考试委员，他跟我谈了三个多钟头。原来，是那个中学生胡说八道。哲学其实是一门很不简单的大学问。
“杜巴瓦和扎尔基都考上了。当然，杜巴瓦念过不少书，可扎尔基并不比我强多少。不用说，这是他的勋章起了作用。一句话，我落了一场空。后来。叫我在码头上抓业务，代理货运主任。我以前总是为了青年的事跟那些头头们发生冲突。现在我自己也管起生产来了。有时候，要是有人偷懒或者马虎大意，我就同时以主任和共青团书记的身份对付他。对不起，他什么也别想瞒过我。好了，我自己的事，以后再谈吧。还有什么新闻没跟你说呢？阿基姆的情况你已经知道了。团省委的老熟人，只有图夫塔还在老地方没动。托卡列夫在索洛缅卡区当党委书记，你们那个公社的社员奥库涅夫在团区委会。塔莉亚主管政治教育部。在铁路工厂里，你原来的工作由茨维塔耶夫担任了；这个人我不太了解，有时候在省委碰到，看样子，小伙子挺机灵，就是有点自负。你也许还记得安娜-博哈特，她也在索洛缅卡，是区党委的妇女部长。其他人的情况，我已经对你说过了。保夫鲁沙，党把许多人送去学习了。原先那些骨干都在省党政干部学校学习。他们答应明年也把我送去。”
直到后半夜，他们才睡觉。早晨，保尔醒来的时候，潘克拉托夫已经不在家，上码头去了。他的姐姐杜霞身体健壮，长得很像弟弟，一面招待保尔吃早点，一面兴致勃勃地向他讲着各种琐事。潘克拉托夫的父亲是轮船上的司机，随船出航了。
保尔收拾好东西打算上街，杜霞嘱咐他：“别忘了，我们等您吃午饭。”
团省委还跟从前一样热闹。大门总也关不上。走廊上，房间里，人来人往，办公室里不断传出啪嗒啪嗒的打字声。
保尔在走廊上站了一会儿，看看能不能碰到熟人，结果一个也没有，于是他走进了书记办公室。团省委书记穿着蓝色斜领衬衫，坐在一张大写字台后面。他匆匆瞥了保尔一眼，又埋头写他的东西了。
保尔在他对面坐下来，仔细观察这个接替阿基姆的人。
“有什么事？”穿斜领蓝衬衫的书记写完一页纸，在下面打了个句号，然后问保尔。
保尔把自己的情况说了一遍。
“同志，现在我需要恢复组织关系，回铁路工厂去。请指示下面办一办。”
书记往椅背上一仰，踌躇地说：“团籍当然要恢复，这是不成问题的。不过再派你回铁路工厂，就不太好办了。那儿的工作已经有茨韦塔耶夫在做，他是这一届的团省委委员。我们派你到别的地方去吧。”
保尔皱了皱眉头。
“我到铁路工厂去，并不会妨碍茨韦塔耶夫工作。我是要求到车间去干本行，而不是去当共青团书记。请不要派我做别的工作，因为我现在身体还很弱。”
书记同意了，他在一张纸上草草写了几个字。
“把这个交给图夫塔同志，他会把这件事办妥的。”
登记分配部里，图夫塔正在痛骂一个负责团员登记的助手。他们俩吵得难解难分，保尔听了一会儿，看他们一时吵不完，就打断了正喊得起劲的登记分配部部长，说：“图夫塔，你等一会儿再接着跟他吵吧。这是书记给你的条子，先把我的证件办一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