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尔站起来，坐到克利姆卡身旁。
“没什么，”他闷声闷气地回答。“我在这儿呆着很不痛快。”他把放在膝上的两只手攥成了拳头。
“你今天是怎么了？”克利姆卡用胳膊支起身子，接着问。
“你问我今天怎么了？我从到这儿来干活的那天起，就一直不怎么的。你看看，这儿是个什么地方！咱们像骆驼一样干活，可得到的报答呢，是谁高兴谁就赏你几个嘴巴子，连一个护着你的人都没有。老板雇咱们，是要咱们给他干活，可是随便哪一个都有权揍你，只要他有劲。就算你有分身法，也不能一下子把人人都伺候到。一个伺候不到，就得挨揍。你就是拼命干，该做的都做得好好的，谁也挑不出毛病，你就是哪儿叫哪儿到，忙得脚打后脑勺，也总有伺候不到的时候，那又是一顿耳刮子……”
克利姆卡吃了一惊，赶紧打断他的话头：“你别这么大声嚷嚷，说不定有人过来，会听见的。”
保尔抽身站了起来。
“听见就听见，反正我是要离开这儿的。到铁路上扫雪也比在这儿强，这儿是什么地方……是地狱，这帮家伙除了骗子还是骗子。他们都有的是钱，咱们在他们眼里不过是畜生。对姑娘们，他们想怎么干就怎么干。要是哪个长得漂亮一点，又不肯服服帖帖，马上就会给赶出去。她们能躲到哪儿去？她们都是些难民，吃没吃的，住没住的。她们总得填饱肚子，这儿好歹有口饭吃。为了不挨饿，只好任人家摆布。”
保尔讲起这些事情，是那样愤愤不平，克利姆卡真担心别人会听到他们的谈话，急忙站起来把通向厨房的门关好，可是保尔还是只管倾吐他那满腔的积愤。
“拿你来说吧，克利姆卡，人家打你，你总是不吭声。你为什么不吭声呢？”
保尔坐到桌旁的凳子上，疲倦地用手托着头。克利姆卡往炉子里添了些劈柴，也在桌旁坐下。
“今天咱们还读不读书啦？”他问保尔。
“没书读了，”保尔回答。“书亭没开门。”
“怎么，难道书亭今天休息？”克利姆卡惊讶地问。
“卖书的给宪兵抓走了，还搜走了一些什么东西。”保尔回答。
“为什么抓他？”
“听说是因为搞政治。”
克利姆卡莫名其妙地瞧了保尔一眼。
“政治是什么呀？”
保尔耸了耸肩膀，说：“鬼才知道！听说，谁要是反对沙皇，这就叫政治。”
克利姆卡吓得打了个冷战。
“难道还有这样的人？”
“不知道。”保尔回答。
洗刷间的门开了，睡眼惺忪的格拉莎走了进来。
“你们怎么不睡觉呢，孩子们？趁火车没来，还可以睡上一个钟头。去睡吧，保尔，我替你看一会儿水锅。”
保尔没有想到，他这样快就离开了食堂，离开的原因也完全出乎他的意外。
这是一月的一个严寒的日子，保尔干完自己的一班，准备回家了，但是接班的人没有来。保尔到老板娘那里去，说他要回家，老板娘却不放他走。他虽然已经很累，还是不得不留下来，连班再干一天一宿。到了夜里，他已经筋疲力尽了。大家都休息的时候，他还要把几口锅灌满水，赶在三点钟的火车进站以前烧开。
保尔拧开水龙头，可是没有水，看来是水塔没有放水。他让水龙头开着，自己倒在柴堆上歇一会儿，不想实在支持不住，一下就睡着了。
过了几分钟，水龙头咕嘟咕嘟地响了起来，水流进水槽，不一会儿就漫了出来，顺着瓷砖滴到洗刷间的地板上。洗刷间里跟往常一样，一个人也没有。水越来越多，漫过地板，从门底下流进了餐室。
一股股水流悄悄地流到熟睡的旅客们的行李下面，谁也没有发觉。直到水浸醒了一个躺在地板上的旅客，他一下跳起来，大喊大叫，其他旅客才慌忙去抢自己的行李。食堂里顿时乱作一团。
水还是流个不停，越流越多。
正在另一个餐室里收拾桌子的普罗霍尔听到旅客的喊叫声，急忙跑过来。他跳过积水，冲到门旁，用力把门打开，原来被门挡住的水一下子全涌进了餐室。
喊叫声更大了。几个当班的堂倌一齐跑进了洗刷间。普罗霍尔径直朝酣睡的保尔扑过去。
拳头像雨点一样落在保尔头上。他简直疼糊涂了。
保尔刚被打醒，什么也不明白。眼睛里直冒金星，浑身火辣辣地疼。
他周身是伤，一步一步地勉强挪到了家。
早晨，阿尔焦姆阴沉着脸，皱着眉头，叫保尔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他。
保尔从头到尾讲了一遍。
“谁打的？”阿尔焦姆瓮声瓮气地问弟弟。
“普罗霍尔。”
“好，你躺着吧。”
阿尔焦姆穿上他的羊皮袄，一句话也没有说，走出了家门。
“我找堂倌普罗霍尔，行吗？”一个陌生的工人问格拉莎。
“请等一下，他马上就来。”她回答。
这个身材魁梧的人靠在门框上。
“好，我等一下。”
普罗霍尔端着一大摞盘子，一脚踢开门，走进了洗刷间。
“他就是普罗霍尔。”格拉莎指着他说。
阿尔焦姆朝前迈了一步，一只有力的手使劲按住堂倌的肩膀，两道目光紧紧逼住他，问：“你凭什么打我弟弟保尔？”
普罗霍尔想挣开肩膀，但是阿尔焦姆已经狠狠一拳，把他打翻在地；他想爬起来，紧接着又是一拳，比头一拳更厉害，把他钉在地板上，他再也起不来了。
女工们都吓呆了，急忙躲到一边去。
阿尔焦姆转身走了出去。
普罗霍尔满脸是血，在地上挣扎着。
这天晚上，阿尔焦姆没有从机车库回家。
母亲打听到，阿尔焦姆被关进了宪兵队。
六天以后，阿尔焦姆才回到家里。那是在晚上，母亲已经睡了，保尔还在床上坐着。阿尔焦姆走到他跟前，深情地问：“怎么样，弟弟，好点了吗？”他在弟弟身旁坐了下来。
“比这更倒霉的事也有的是。”沉默了一会儿，又接着说：“没关系，你到发电厂去干活吧。我已经替你讲过了，你可以在那儿学门手艺。”
保尔双手紧紧地握住了阿尔焦姆的大手。
一个惊天动地的消息像旋风一样刮进了这个小城：“沙皇被推翻了！”
城里的人都不敢相信。
一列火车在暴风雪中爬进了车站，两个穿军大衣、背步枪的大学生和一队戴红袖标的革命士兵从车上跳下来。他们逮捕了站上的宪兵、年老的上校和警备队长。城里的人这才相信传来的消息是真的了。于是几千个居民踏着积雪，穿过街道，涌到广场上去。
人们如饥似渴地听着那些新名词：自由、平等、博爱。
喧闹的、充满兴奋和喜悦的日子过去了。城里又恢复了平静，只有孟什维克和崩得分子［“崩得”，犹太社会民主主义总同盟的简称，是孟什维克的一个派别——译者］把持的市参议会的楼房顶上那面红旗，才告诉人们发生了变动。其他一切都同过去一样。
冬末，城里进驻了一个近卫骑兵团。每天早晨，团里都派出骑兵小分队，到车站去抓从西南前线开小差下来的逃兵。
近卫骑兵个个红光满面，身材高大。军官大都是伯爵和公爵，戴着金色的肩章，马裤上镶着银色的绦子，一切都跟沙皇时代一模一样，好像没有发生过革命似的。
一九一七年匆匆离去了。对保尔、克利姆卡和谢廖沙来说，什么都没有改变。主人还是原来的那些家伙。只是到了多雨的十一月，情况才有点不同寻常。车站上出现了许多生人，他们大多是从前线回来的士兵，而且都有一个奇怪的称号：“布尔什维克”。
这个响亮的、有力的称号是从哪里来的，谁也不知道。
骑兵们要捉住从前线回来的逃兵可不那么容易。车站上枪声不断，被打碎的玻璃窗越来越多。士兵们成群结队地从前线跑回来，遇到阻拦，便用刺刀开路。到了十二月初，他们已经是成列车地涌来了。
车站上布满了近卫骑兵，准备截住列车，但是却遭到了车上机枪的迎头痛击。那些不怕死的人全都从车厢里冲了出来。
从前线回来的穿灰军衣的士兵把骑兵压回城里去了，然后他们回到车站，火车便一列跟着一列开了过去。
一九一八年的春天，三个好朋友在谢廖沙家玩了一阵子“六十六点”，就跑出来，到柯察金家小园子的草地上躺了下来。真是无聊，平时的那些游戏都玩腻了。他们开始动脑筋，怎么才能更好地消磨这一天的时间。这时，背后响起了得得的马蹄声，一个骑马的人沿着大路疾驰而来。那马一纵身，跳过了公路和小园子的低矮栅栏之间的排水沟。骑马的人朝躺在地上的保尔和克利姆卡挥了挥马鞭，说：“喂，小伙子们，过来！”
保尔和克利姆卡跳了起来，跑到栅栏跟前。骑马的人满身尘土，歪戴在后脑勺上的军帽和保护色的军便服全都落上了厚厚的一层灰尘。结实的军用皮带上，挂着一支转轮手枪和两颗德国造的手榴弹。
“小朋友，弄点水来喝喝！”骑马的人请求说。他见保尔跑回家去取水，就转过来问正瞧着他的谢廖沙：“小伙子，现在城里谁掌权？”
谢廖沙急急忙忙地讲起城里的各种消息来：“我们这儿已经有两个星期没人管了，只有一个自卫队，老百姓轮班守夜。你们是什么人？”他也提出了问题。
“我说你呀，操心操过头，转眼变成小老头。”骑马的人微笑着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