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受尽了劳役的煎熬，
但是总会有这样一天……
合唱由烟厂的塔莉亚-拉古京娜指挥。她的红布头巾稍微歪向一边，眼睛活像个调皮的男孩子。这对眼睛还从来没有人能够到跟前看个仔细呢。塔莉亚的笑声很有感染力。这个糊烟盒的十八岁的女工满怀青春的热忱，注视着世界。她的手往上一抬，领唱的歌声就像铜号一样响起来：
唱吧，让歌声传遍四方——
我们的旗帜在全世界飘扬，
它燃烧，放射出灿烂的光芒，
那是我们的热血，鲜红似火……
大家直到深夜才散，沉睡的街道被他们的谈笑声吵醒了。
扎尔基伸手去接电话。
“静一静，同志们，我什么也听不清！”他向挤满团区委书记办公室的那些高声说话的共青团员们喊道。
说话声稍微小了一些。
“喂喂，哦，是你啊！对，对，马上就开。会议内容？还是那件事，就是从码头上往外运木柴。什么？没有，没有派他到哪儿去。他在这儿。叫他接电话吗？好吧。”
扎尔基向保尔招招手。
“乌斯季诺维奇同志找你。”说着，他把听筒交给了保尔。
“我以为你不在呢。凑巧今天晚上我没事。你来吧。我哥哥路过这儿，顺便来看看我，我们两年没见面了。”
果然是她哥哥！
保尔没有听到她又说了些什么。那天晚上发生的事和当时他在桥上做出的决定，一起涌上心头。是的，今天应该到她那里去，放一把火，把他们之间的桥梁烧掉。爱情给人带来许多烦恼和痛苦。难道现在是谈情说爱的时候吗？
电话里丽达在问：“你怎么啦，没听见我说的话吗？”
“嗯，哪，我听着呢。好吧。开完常委会就去。”
他放下了听筒。
保尔直勾勾地盯着她的眼睛，手抓住柞木桌子的边沿，说：“往后我大概不能再到你这儿来了。”
他说完，立刻看见她那浓密的睫毛向上挑了一下。她手里那支在纸上迅速移动的铅笔也停下了，静静地搁在打开的笔记本上。
“为什么呢？”
“时间越来越不够用了。你自己也知道，咱们现在有多紧张。很可惜，学习的事只好等以后再说……”
他倾听着自己的声音，觉得最后那句话还不果断。
“干吗拐弯抹角呢？这说明你还没有勇气对着胸口给自己一拳，干脆解决问题。”想到这里，他坚定地接着说：“另外，我早就想告诉你，你讲的东西，我不大明白。我跟谢加尔学习的时候，脑子里什么都记得住，跟你学习就怎么也不行。每次在你这儿学完，我还得找托卡列夫补课。我的脑袋不好使，你还是另找一个聪明点的学生吧。”
他转过脸，避开了她那注视的目光。为了堵死退路，他又固执地补充说：“所以，咱们就别再浪费时间了。”
他站起来，小心翼翼地用脚挪开椅子，低头看了看她那垂着的头和在灯光下变得更苍白的脸。他戴上帽子，说：“就这样吧，再见了，丽达同志！这么多天没跟你说明，实在抱歉。我早说就好了。这是我的过错。”
丽达机械地把手伸给他。保尔突然对她这样冷冰冰的，使她十分惊愕，勉强说了两句：“保尔，我不怪你。既然我过去做的不合你的意，没能使你了解我，那么今天发生这种情况，该怨我自己。”
他的两只脚像铅一样沉重地迈出房间，悄悄掩上了门。走到大门口，他停住了脚步——现在还可以返回去，对她说……
可是，这又何必呢？难道要让她当面奚落一番，再回到这大门口来吗？不！
铁路的死岔线上，破烂的车厢和灭了火的机车越积越多。
木柴场空荡荡的，风卷着锯末到处飞舞。
奥尔利克匪帮像凶猛的猞猁，经常在城的周围，在丛林和峡谷里出没。白天他们隐蔽在四郊的村庄和林中的大养蜂场里；深夜就爬到铁路上，伸出锐利的爪子破坏路轨，干完坏事之后，再爬回自己的老窝去。
因此，列车经常出轨。车厢摔得粉碎，睡梦中的旅客压成了肉饼，宝贵的粮食同鲜血和泥土掺和在一起。
奥尔利克匪帮不时袭击宁静的乡镇。母鸡惊得咯咯直叫，满街乱跑。常常是啪的响一枪，接着在乡苏维埃的白房子近旁便是一阵对射，枪声清脆，就像踩断干树枝一样。随后匪徒们便骑着肥壮的马在村子里横冲直撞，砍杀被他们抓住的人。他们把马刀挥得呼呼直响，砍起人来就像劈木柴似的。为了节省子弹，他们很少开枪。
这帮匪徒来得快，去得也快。到处都有他们的耳目。一对对眼睛简直能穿透乡苏维埃的白房子的墙壁。在神甫家的院子里，在富农的考究的住宅里，都有人窥视着乡苏维埃的动静。一条条无形的线一直伸向密林深处。弹药、鲜猪肉、淡蓝色的原汁酒，源源不断地送到那里去。还有各种情报，先是咬着耳朵，悄悄告诉小头目，然后再通过极其复杂的联络网传给奥尔利克本人。
这个匪帮一共只有两三百个亡命徒，可是却一直没有能剿灭。他们分成许多小股，在两三个县里同时活动。要把他们一网打尽是不可能的。他们夜里是匪徒，白天却成了安分的庄稼人，在自家院子里磨蹭来、磨蹭去，不时给马添点草料，要不就站在大门口，嘴角露出一丝讪笑，一边吸烟袋，一边用阴沉的目光打量过往的红军骑兵巡逻队。
亚历山大-普济列夫斯基团长率领自己的部队，废寝忘食地在这三个县里来回清剿匪徒。他不知疲劳，顽强地跟踪追击，有时也能摸到匪帮的尾巴。
一个月之后，奥尔利克从两个县里撤走了他的喽罗。现在他已经处在包围之中，只好在一个小圈子里打转了。
城里的生活一如既往。五个小集市上，人群熙熙攘攘，声音喧嚣嘈杂。这里起支配作用的是两种愿望：一种是漫天要价，一种是就地还钱。形形色色的骗子都在这里大显神通。几百个眼尖手快的人，像跳蚤一样不停地活动着。他们的眼神里什么玩意儿都有，惟独没有天良。这里是一个大粪坑，全城的蛆虫都麇集在这里，他们的目的都是坑骗那些没有见过世面的“傻瓜”。很少有的几趟火车从自己的肚子里排泄出一群群背着口袋的人。这些人都向小集市涌去。
晚上，集市上已经空无一人，白天生意兴隆的小胡同、一排排黑洞洞的空货架子和商亭变得阴森可怕了。
到了夜里，在这个死气沉沉的地方，每座小亭子后面都隐藏着危险，就是胆大的人也都不敢冒险到这里来。常有这样的事：突然响起枪声，像锤子敲了一下铁板，于是，就有人倒在血泊里。等到附近站岗的民警凑在一起赶来的时候（他们单个是不敢来的），除了一具蜷缩着的尸体之外，已经什么人也找不到了。凶手早就离开作案的地方，逃之夭夭，其他在这一带鬼混过夜的人，也都因为出了事，一下子溜得无影无踪。小集市对面就是七星电影院，那里的马路和人行道灯火通明，行人熙熙攘攘。
电影院里，放映机喳喳地响着。银幕上争风吃醋的情敌在互相厮杀，片子一断，观众就怪声喊叫。看来，城里城外的生活似乎都没有离开常轨，就连革命政权的中枢——党的省委会里也都一切如常。但是，这种平静只是表面现象。
在这座城市里，正酝酿着一场风暴。
有不少人知道这场风暴即将来临。他们把步枪笨拙地藏在乡下人常穿的长袍下面，从各地潜入这座城市。有的装扮成投机倒把的商贩，坐在火车顶上来到这里。下车之后，他们不去市场，而是凭着记忆，把东西扛到预先约定的街道和住宅去。
这些人都是知情的，可是城里的工人群众，甚至布尔什维克却还蒙在鼓里，不知道风暴正在逼近。
全城只有五个布尔什维克例外，他们掌握了敌人的全部准备活动。
被红军赶到白色波兰境内的佩特留拉残匪，同驻华沙的一些外国使团紧密勾结，准备在这里组织一次暴动。
佩特留拉残部秘密地成立了一支突击队。
中央暴动委员会在舍佩托夫卡也建立了自己的组织。参加这个组织的有四十七个人，其中大多数过去就是顽固的反革命分子，只是因为当地肃反委员会轻信了他们，才没有把他们关押起来。
这个组织的头子是瓦西里神甫、温尼克准尉和一个姓库济缅科的佩特留拉军官。神甫的两个女儿、温尼克的弟弟和父亲以及钻进该市执行委员会当了办事员的萨莫特亚负责刺探情报。
他们计划在夜里发动暴乱，用手榴弹炸毁边防特勤处，放出犯人，如果可能，就占领火车站。
在作为这次暴动中心的一座大城市里，白匪军官们正在非常秘密地集中，各路匪帮也都到近郊的树林子里集结。又从这里派出了经过严格审查的“忠诚分子”，分别到罗马尼亚，到佩特留拉本人那里去，随时保持联系。
水兵朱赫来在军区特勤部已经一连六夜没有合眼了。他是掌握全部情况的五名布尔什维克中的一个。费奥多尔-朱赫来现在的心情，正像一个死死盯住即将扑来的猛兽的猎人。
在这种时候，不能喊叫，也不能声张。只有把这只嗜血成性的野兽击毙才能消除后患，安心从事劳动。把野兽惊跑是不行的。在这场殊死的搏斗中，只有冷静的头脑和铁的手腕才能克敌制胜。决定性的时刻越来越近了。
就在城里的某个地方，在秘密进行阴谋活动的迷宫里，敌人决定：明天夜里动手。
不！就在-今-天夜里。五个掌握敌情的布尔什维克决定抢先一步。
晚上，一列装甲车没有拉汽笛，悄悄地开出了车库，随后车库又悄悄地关上了大门。
直达线路急速地传递着密码电报。所有收到电报的地方，共和国的保卫者们顾不得睡觉，立即行动起来，连夜捣毁匪巢。
扎尔基接到了阿基姆的电话：“各支部的会议都布置好了吗？是吗？好。你跟区党委书记马上来开会。木柴问题比原来想的还要糟糕。你们来了，咱们再谈吧。”扎尔基听见阿基姆坚定而急促地说。
“真是，这个木柴问题快把我们搞疯了。”他咕哝着，放下了听筒。
古戈-利特克开着汽车，飞快地把两位书记送到了地方。
他们下了车，一登上二楼，立刻就明白了：叫他们来决不是为了木柴的事。
办公室主任的桌子上架着一挺马克沁机枪，特勤部队的几个机枪手在它旁边忙碌着。走廊上有本市的党团员积极分子站岗，他们都默不做声。省委书记办公室的门紧闭着，里面的省党委常委紧急会议就要结束了。
两部军用电话机的电线，经过气窗，通到室外。
人们都压低了声音说话。扎尔基在房间里见到了阿基姆、丽达和米海拉。丽达还是那副装束，跟当连指导员的时候一样：戴着红军的盔形帽，穿着草绿色的短裙和皮夹克，挎着一支沉甸甸的毛瑟枪。
“这是怎么回事？”扎尔基惊疑地问丽达。
“这是演习紧急集合，伊万。我们马上到你们区去，集合地点在第五步兵学校。各支部开完会就直接到那儿去。最要紧的是这个行动不要让别人发觉。”丽达告诉扎尔基说。
步兵学校周围的树林里静悄悄的。
参天的百年柞树默默地挺立着。池塘在牛蒡和水草的覆盖下沉睡，宽阔的林荫道已经很久没有人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