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刘太后既取帝为己子，与杨太妃保护之，李氏默然，处先朝嫔御中，未尝自异，人畏太后，亦无敢言者。以是帝虽春秋长，不自知为李氏出也，至是疾革，乃自顺容进位宸妃，薨。太后欲以宫人礼治丧于外，吕夷简时为首相，奏礼宜从厚，太后遽引帝起。有顷，后独立帘下，曰：“一宫人死，相公云云何也？”夷简对曰：“臣待罪宰相，事无内外，皆当预也。”
后怒曰：“相公欲离间吾母子耶？”夷简曰：“太后他日不欲全刘氏乎？”时有诏，欲凿宫城垣以出丧，夷简又谓内侍罗勋曰：“宸妃诞育圣躬，而丧不成礼，异日必有受其罪者，莫谓夷简今日不言也。当以后服殓用水银。”崇勋惧，驰告太后，乃许之。刘太后爱帝如己出，帝亦尽孝，故始终无毫发间隙，及刘太后崩，尊杨太妃为皇太后，帝始亲政。帝与吕夷简谋，以张耆、夏竦、陈尧佐等附刘太后，欲悉罢之。夷简以为然。
帝退，以语郭后。后曰：“夷简独不附太后耶？但多机巧，善应变耳。”由是夷简亦罢。制下，夷简方押班，闻唱名，大骇，不知其故，因令素所厚内侍阎文应洞之，乃知事由郭后，于是深憾后。及吕夷简复相，时尚美人、杨美人俱有宠于上，数与后忿争。一日尚氏于上前有侵后语，后不胜忿，批其颊。帝自起救之，误批上颈，上大怒。内侍阎文应因与帝谋废后，且劝帝以爪痕示执政。帝以示夷简，夷简因旧怨，遂主废黜之议。
帝犹疑之，夷简曰：“光武，汉之明主也。郭后止以怼怨坐废，况伤陛下颈乎。”帝意遂决，于是中丞孔道辅率谏官范仲淹、宋庠等切谏，皆坐贬，废郭后为净妃玉京冲妙仙师。夷简劝上立曹彬孙女曹氏为后。郭后既废为净妃，出居瑶华宫，上密遣人召之。后辞曰：“若再见召，须百官立班受册方可。”文应以尝谮后，惧其复立，会后小疾，帝遣文应挟医视疾，后暴崩，帝深悼之，追复后号。知开封府范仲淹劾奏内侍阎文应之罪，窜之岭南，道死。翘王元俨，太宗第八子也，性严毅不可犯，人呼为八大王。元俨为帝言：“陛下乃李宸妃所生，妃死以非命。”帝始知为宸妃子，因号恸累日，下诏自责，幸洪福寺，祭告易梓宫，亲启视之。妃以水银殓，玉色如生。冠服如皇后。
帝叹曰：“人言其可信哉！”待刘氏加厚。
夏州赵元吴反，寇环庆，遂称帝，国号夏。夏人寇保安军，指挥使狄青击败之。元昊陷塞门诸岩，以范仲淹知延州。仲淹大阅州兵，得万八千人，分六将领之，日夜训练，量贼众寡，使更出御贼。敌人相戒曰：“无以延州为意，今小范老子腹中有数万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大范谓范雍也。元昊寇川诸岩，韩琦使任福等领兵夜趋白豹城，平明克之，破四十一族，焚其积聚而还。辽主乘朝廷有西夏之忧，遣使求割关南地。
帝许以增岁币，遣富弼报之。富弼两次使契丹，以言语谆谆折服契丹，于是止许岁增银绢各十万，并前共各五十万，和好复定。以韩琦、范仲淹为陕西路安抚经略招讨使，二人号令严明，爱抚士卒，诸羌畏威怀德，不敢犯边。境上谣日：“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胆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天下称为韩范。夏主元昊更名曩霄，上书请和，再上誓表，帝约岁赐银绢茶二十五万五千以和。自是边境稍宁。
范仲淹司监选，取班簿视不才者，一笔勾之。富弼曰：“一笔勾，一家哭矣。”仲淹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时贝州妖贼王则反，文彦博讨平之。广南蛮贼依智高反，狄青讨平之。以赵汴为御史，弹劾不避权幸，声称凛然，京师目为铁面御史。文彦博、富弼同平章事，及文彦博罢，以韩琦同平章事，朝野共庆得人。以包拯知开封府事。拯立朝刚直，贵戚宦官，为之敛手，吏民不敢欺，童稚妇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京师为之语曰：“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又以其笑比黄河清焉。召河南处士邵雍，不至，雍德气粹然，深于易理，遇事能先知。
初，上三子皆早亡，无子，取太宗曾孙汝南郡王允让之子宗实入宫，命曹后抚鞠之以为子。生四岁矣，至是年虽长，尚未立为皇嗣，复以年长出居于外。时居父汝南王之丧，司马光、欧阳修、包拯、吕景初、赵拚、吴奎等，皆上疏力请早建皇嗣，宰辅文彦博、富弼、王尧臣相继劝帝早定大计，皆未见听。司马光上疏曰：“向者臣进预建太子之说，意谓即行，今寂无所闻，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何遽为此不祥之事。小人无远虑，特欲仓卒之际，援立其所厚善者耳。‘定策国老、门生天子’之祸，可胜言哉！”帝大感动。时知江州吕诲亦上疏言
之。韩琦入对，以光、诲二疏进读。帝遽曰：“朕有此意久矣，谁可者？”琦惶对曰：“此非臣辈所可议，当出自圣裁。”帝曰：“宫中尝养二子，小者甚纯近不慧，大者可也。”琦请其名，帝曰：“宗实。”琦等遂力赞之。议乃定。命下，宗实固请终丧，许之。宗实既终丧，帝复起之，犹力辞，帝命王珪作诏立为皇嗣，宗实复称疾辞。司马光言于帝曰：“皇子辞不赀之富，其贤于人远矣；然父召无诺，君命召不俟驾，愿以臣子大义责之，宜必入。”帝从之，宗实遂受命。将入宫，戒其舍人曰：“谨守吾舍，待上有嫡嗣，吾即归矣。”因肩舆赴召，良贱不满三十人，行李萧然，惟书数柜而已，中外相贺。既为皇子，更名曙，慎静恭默，无所猷为，天下阴知其圣德云。
仁宗恭俭仁恕，始终如一，敬天重民，有司尝请以玉清旧址为苑，帝曰：“吾奉先帝苑囿，犹以为广，何以是为？”大辟疑者，皆令谳，上所活岁以千计。尝云：“朕未尝詈人以死，况敢滥刑乎！”尝语近臣曰：“昨因不寐而饥，思食烧羊。”
近臣曰：“何不取索？”帝曰：“恐遂为例，可不忍一夕之饥，而启无穷之杀乎？”燕私常服浣濯之衣，惟帟衾稠，多用缯絁。或献蛤蜊二十八枚，枚值千钱。帝曰：“一下箸费二十八千，吾不堪也。”北使言高丽职贡疏，今欲加兵。仁宗谓曰：“此只王子罪，不干百姓事，今加兵，王子未必能诛，且屠戮百姓。”卒以寝兵。又好学崇儒，当经筵谓侍臣曰：“朕盛暑未尝少卷，但恐卿等劳耳。”诏州县皆立学，定太学生员，王尧臣及第，赐《中庸》旁篇；吕臻及第，赐《大学》篇。于《礼记》中，表章此二经，以风厉儒厍，实开《四书》之端。
其后程颐配以《论语》、《孟子》，朱喜集注，圣学为之昭然。
庆历以前，朝未尝无小人，而不足以胜善类之气；庆历以后，君子满朝。传曰：“为人君止于仁。”帝诚无愧焉。在位四十三年崩，皇子曙即位，是为英宗，尊曹后为皇太后，遗制下日，虽深山穷谷，莫不奔走悲号，如丧考妣。
英宗有疾，诏请皇太后权同处分军国重事。太后性慈俭，颇涉经史，及听政，多援经义以决事，中外章奏日数十上，一一能记纲要。于外戚左右，分毫无所假借，宫省肃然。帝疾甚，举措或改常度，遇宦者尤少恩，左右多不悦，乃共为谗间。太后与帝遂成嫌隙，内外汹惧。知谏院吕诲上书，两宫犹未释然。
一日，韩琦、欧阳修奏事帘前，太后呜咽流涕，具道所以。琦曰：“此病固尔，病已必不然。子病，母可不容之乎？”太后意不解。修进曰：“太后事先帝数十年，仁德着于天下。昔张贵妃有宠，及卒，追册为温成皇后。太后于温成之宠，尚能处之裕如，今于母子之间，反不能容耶？”后意稍和。琦又进曰：“臣等在外，圣躬若失调护，太后不得辞其责。”后惊曰：“是何言！我心更切也。”同列闻者，皆为缩颈流汗。后数日，琦独见帝，帝曰：“太后待我少恩。”琦对曰：“自古圣帝明王，不为少矣，独称舜为大孝，岂其余尽不孝哉？盖父母慈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朱孝，乃为可称，但恐陛下孝未至耳，父母岂有不慈者哉？”帝大感悟。帝自六月不御殿，至是初御紫宸殿，见百官。琦因请乘舆祷雨，且奉服以出，人心大安。
帝命侍臣讲读经史于迩英阁。翰林侍读学士刘敝进读《史记》，至尧授舜以天下，拱而言曰：“舜至侧微，尧禅之以位，天地享之，百姓戴之，非有他道，惟孝友之德光于上下耳。”
帝悚然改容，太后闻之亦大喜。两宫疑渐释，立妃高氏为后。
后母曹氏，太后姊也，少育于宫中，与帝同年生，又俱抚鞠于太后，仁宗尝曰：“异日必以为配。”既长，遂成婚，生三子，至是册为后。韩琦欲太后撤帘还政，乃取十余事禀帝，裁决悉当。琦即诣太后复奏，太后每事称善。琦因白太后求去。太后曰：“相公不可去，我当归深宫耳，却每日在此，甚非得已。”
琦即称：“前代如马、邓之贤，不免贪恋权势，今太后便能复辟，诚马、邓之所不及，未审决取何日撤帘。”太后遽起。琦即命鸾仪司撤帘，帝始亲政。内侍任守忠乘间交构两宫。一日，韩琦出空头敕一道，欧阳修已签，赵概难之，修曰：“第书之，韩公必自有说。”概不敢违。既而琦坐政堂，召守忠立庭下，曰：“汝罪当死。”遂谪蕲州，取空头敕填与之，即日押行，琦意以为少缓，则中变也。其党史昭锡等悉窜南方。中外快之。
帝有疾，韩琦入问起居，因进言曰：“陛下久不视朝，愿早建储以安社稷。”帝颔之，即召学士承旨张方平至福宁殿，帝凭几言不可辨，方平进笔，帝乃书曰：“立大火王为皇太子。”
方平请书其名，帝力疾书之。方平退，草制立颖王项为皇太子。
太子既立，帝因泣然下泪。文彦博退谓琦曰：“见上颜色否？
人生至此，虽父子亦不能不动情也。”在位四年崩。帝以明哲之资，膺继统之命，优礼大臣，爱民好士，每裁决，皆出群臣意表，足为良主。乃天不假以年，不克大有所为，惜哉！太子项即位，是为神宗。立妃向氏为后，乃向敏中之曾孙女也。
神宗即位之初，励精求治，不御游畋，不治宫室，惟勤惟俭，志欲破辽灭夏，大有为于天下。先忧财用不足。王安石为翰林学士，越次入对，说以富国强兵之术，曰：“昔周置泉府之官，变通天下之财，后世惟桑弘羊、刘晏，粗合此意，学者不明先王之法意，更以为人主不当与民争利，今欲理财，当修泉府之法。”帝纳其说。安石犹恐帝不决意任之，复言曰：“昔尧使群臣共择一人治水，尚不能无败事，后乃成功；今欲变法，所使或非其人，岂能无一二之败事，当计其利害之多少，不为众论所惑，决意行之，久自收其效矣。”帝深然之，坚意任之，乃以安石为相。唐介言安石狷狭少容，好学而泥古，不通于今，用必为害。若欲求贤相，则吕公着、司马光、韩维其人也。帝不听。王安石既执政，士大夫皆以为得人。吕诲独言其不可，将入谏，与司马光相遇并行，光密问今日所言何事。诲曰：“袖中弹文，乃新参也。”光愕然曰：“众喜得人，奈何论之？”
诲曰：“君实亦为是言耶？安石虽有时名，然好执偏见，轻信奸回，喜人佞己，听其言则美，施于用则疏。误天下苍生，必斯人也。”遂上疏极谏。帝不听，出诲知邓州。诲既出，安石所为益执。光由是服诲之先见，自以为不及也。后青苗盛行，诲乞致仕。及病亟，手书嘱司马光为墓铭。光往省之，至则目且瞑。光呼白：“更有见嘱乎？”诲张目强视曰：“天下事尚可为，君实勉之。”遂卒。
王安石欲行新法，见诸臣排之者众，乃引用吕惠卿、章忄享、曾布、韩绛等奸邪附己之人为心腹，由是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易、保马、方田诸法，相继并兴，号为新法。行之天下，而民不聊生矣。农田水利者，开诸路废田，兴水利面收其税，并察官吏之家皆同役，不得有所私也。青苗者，于方播种青苗时，令民自度麦粟所赢几何，先贷以钱，使出息二分，俟谷熟还官也。均输者，凡诸州郡所当输官粮，皆令平其所在时价，输其土地所饶出之物，官自转迁于所无之地而卖之，以收利也。保甲者，十家为保，有保长；五十家为大保，有大保长；十六保为都保，选众所服者二人为都保长，一正一副。听保丁自置弓箭，习武艺，以御寇也。免役者，凡当役人户，以等第出钱免役也。市易者，以金帛诸货为抵当，而贷之钱，责期使偿，半岁输息十一，及岁倍之。过期不输，息外更加罚钱也。保马者，令保甲为官养马，死则偿之也。方田者，以东西南北各千步为一方，计量田地，分五等以定税也。诸法皆害民，而青苗法为尤甚。初，英宗时，邵雍与客散步天津桥上，闻杜鹃声，惨然不乐。客问其故？雍曰：“洛阳旧无杜鹃，今始至。天下将治，地气自北而南；将乱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气至矣，禽鸟飞类，得气之先者也。不二年，上用南人作相，多引用南人，专务变法，天下自此多事矣。”至是其言果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