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荒五
南方之夷，连涉荆交之区，布濩巴庸之外，无教令等威之制，无宫室服用器业之资，生理既不足系其心，地险又可容其恶，是以乐纵恣而
安悖乱。然而性多荒惰，暗于事机，虽则易合，亦复易离，此其凶勇校算，薄于羌狄，故陵暴之害不能深焉。秦时亦有郡县其地者，至汉兴而
道闭。高祖太宗不以介意，武帝以后往往用兵，虽时有胜败，然卒取而有之，不惟隶乎象胥，亦且归于职方，以其势弱故也，得之不足彰威，
灭之适以明忍。善哉昔人之言曰，蛮类虽人，宜鸟兽畜之。其小啁啾抵触，驱而远之耳。若必扰伏制驭，使戾其天性，噪呼咆哮，骇起而奔突
，乃欲追捕穷讨，则散漫山林，我敝而彼逸，非胜算也。御之之道，曰德曰威，曰廉曰信，当其无事，宜佚荡简易，宽小过，持大纲，正其疆
域，不使邻境相争；陈其宗庶，不使袭替相讼；别其区宇，不敢强弱相兼。而又免其饯谷之输，宽其方物之献，或有蟊讧，则乘其未滋，霆冲
电激，指的而中之，勿使疽食浸淫，此攻心伐谋之大略也。汉武开拓三方，皆非吊伐之师，总欲利彼土地、私其奇玩，而南越之端尤为无罪，
且因淫夫以蛊他国之母，更为中华羞。唐宋之君，必耻而弗为也。考其岁月，乃在卫霍绝幕、马死大半之后，势必不能得志于北，聊取小弱以
代辛螫，律以怀远之道，岂不悖哉？又东越之王初保泉山，后徙居大泽中，去险阻而家平地，于汉何罪？而朱买臣袭取以为功，此又不与负固
而抗衡上国者比也。故先儒之论，汉置安边都护而西域惊，元设征东行省而高丽惧，皆贻讥后世，非盛德之事。善抚四夷者，亦静之而已矣。
魏征曰，中国既安，四夷自服，不易之论也。
通好
安边之计，无如修好，汉之和亲，有五世之利，此从来所共覩也。但讲和既久，不能无反复，要其归宿，终以此策为便。文帝为赵佗置守
冢人，尊官厚禄，宠其兄弟，然后遣一介之使，慰以温言，遂得去其帝号，委质称臣，信乎怀远之道、驾驭之术皆无如此者。其后祖逖与石勒
通好，不闻于朝，自以己意专行于外，于国体甚尊，边民亦安，朝廷之上拱手而受其成，但使方隅无事，王心载宁。以边事论，方叔之壮猷；
以臣道论，则春秋公子结之义也。然范仲淹曾一行之，举朝以为大罪，不能如韩昌张猛，犹得见赏于其君而不毁其盟，不致其辟。所以境外之
事，日见其难，为边臣不敢自专，必归其责于人主，人主亦不能独断，必取衷于公卿侍从，众论不同，聚讼多端，而成南宋之局。若得祖逖在
边，使和议不发于南而发于北，则尽善之举也。然而边臣借款要功，往往受绐于外，劳费于内，必如明之宣宗，每闻请款之奏，即申敕边臣，
防其诈伪，戒严倍于他日，故君臣上下皆无惰窳之心，象胥夷使，亦寝侥幸之谋，为得法也。呼韩邪入朝，此从古未有之事，礼以义起，岂可
过于挹损，使在臣僚中乎？丞相御史引先京师而接诸夏，先诸夏而后夷狄之义自是事理之常。萧望之独谓非正朔所加，宣待以不臣，从羁糜之
义，此必斟酌理势所宜，彼此所安，而后施行，未可于事后鹘突下驳议也。荀悦起而非之，亦是论理之词，故悦亦云，汉之所行为得权时之宜
，未尝全以为非。宋人有感当时之事，故为尊大中国之说。今且平心以观，假令元昊入觐，谅祚诣阙，持庙算者果用荀悦之论，抑姑以望之为
成法？尔时夏竦之流，固不足校，即韩范处此，亦恐高论无益，必归实际耳。愚谓春秋之义，贵者无后，待之以初。匈奴为敌国久，原不在三
代五服之内，即以亡国之礼待之，亦当不臣寓公而臣其子孙，况慕义尚化而来，岂可无加隆之典？春秋邾仪父来盟，因其接我而裦之；荆人来
聘，去州举之名以奖慰之。奈何违经义、戾事宜，以慕义之君寘班次之下而曰吾以伸中国之尊？学问不精，袭取嘉名，争小节而误大事者，或
有之矣，惜乎其不讲于笃论也。所可议者，呼韩入朝汉之礼，赐黄龙已浮甘露，竟宁复倍黄龙，至于河平又加厚焉，元寿又加厚焉，几加厚若
此而犹可常继者，是亦不可不虑耳。若夫降女之事，司马公极言其谬矣。愚考武帝时，江都王建、楚王戊皆汉之罪人。江都女细君、楚女解忧
，大率皆贷死而养于掖庭者，故遣嫁异域，即以此属当之。虽有降女之名，未失中国之体，非若唐室径以人主爱女往遗之也。此亦不可不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