磬折古义
《考工记》凫氏为钟一职，郑注疏误殊甚。程易畴先生《考工创物小记》始正之。郑子尹乃代作《凫氏为钟图说》，仍申郑说，真所谓不辨黑白者也。余尝取上虞罗氏所藏楚公孙班、避父钟、卿钟三钟，及各家着录有尺寸可据者共十三钟校之，皆不与凫氏合。又此十三者，亦不自相合。此由古代铸钟，不必尽遵凫氏制度。或凫氏职但奉其大概，铸钟之时，仍须以声律定之。然据《考工记》本文，必须如程解无疑也。犹程氏之《磬折古义》，以安阳所出之商磬校之亦不合，此亦商周磬制，本自不同，至程氏磬折之解，不独优于康成，实千古不可破之说也。
追蠡
罗氏藏三周钟，其乳皆作旋螺形，他钟似此者亦多，此殆孟子所谓”追蠡“也。古书多假”蠡“为”螺“字。《汉书·东方朔传》”以蠡测海“是也。《风俗通》说门户铺首，引《百家书》云”公输班之水见蠡，日见汝形，蠡适出头，般以足画图之。蠡引闭其户，终不可得开。般遂使之门户，云人闭藏如是，固周密矣“云云。徐陵《玉台新咏序》所谓”铜蠡画静“，亦门户上物。按：门户上所施铜乳，其排列与钟乳相似，而皆作螺形。盖成列之物用螺，乃古代之通习，未必闭藏为义也。赵注《孟子》以”追“为”钟钮“，”蠡“为”蠡蠡，欲绝之貌“。追为钟钮，古无明文，而蠡则古钟上实有是物，惟追作何解，不敢自为说耳。
大房
传世古器，乐器如钟、磐，兵器如戈、矛、剑、戟，洗器如盘、匜，酒器如彝、壶、尊、勺、爵、觚、觯、角、单、盉，煮器如鼎、鬲，黍稷器如簠、簋，如敦，今皆有之。笾豆虽无存者，然尚有瓦、豆在，可知其形制。惟俎作何状，则不可知。《诗·鲁颂》”笾豆大房“，《毛传》云：”大房，半体之俎也。“郑笺则云：”大房，玉饰俎也。其制足间有横，下有跗，似乎堂后有房。“然《少牢馈食礼》：”肠三，胃三，长皆及俎拒。“郑注：”拒，读为介距之距。俎距，胫中当横节也。“《明堂位》：”俎，有虞氏以梡，夏后氏以嶡，殷以椇，周以房俎。“郑注：”梡，断木为四足而已。嶡之言蹷也，谓中足为横距之象，《周礼》谓之距。椇之言枳椇也，谓曲桡之也。房，谓足下跗也，上下两间，有似于堂房。“据郑君《诗》、《礼》三注，则俎之为物，下用四足，足间有木以相连相距，距或中足，或在足胫，其距下之跗谓之房。然有不可通者。按《周语》：”禘郊之事，则有全蒸；王公立饮，则有房蒸；亲戚飨宴，则有肴蒸。“韦注：”全蒸，全其牲体而升之。房，大俎也，谓半解其体，升之房也。肴蒸，升体解节折之俎也。“则房蒸实与全蒸相对。盖升半礼之俎，当有两房，以半体置一房，合两房而牲体全，故谓之房。毛公云：”大房，半体之俎。意正如是也。“少牢馈食，虽系肴蒸，则亦用房蒸之俎，故有俎拒。拒者即两房之隔，故制肠胃长短，以俎拒为节，不容取俎足以为节也。由是推之，则有虞氏之梡，梡者完也，殷以嶡，嶡者具也，皆全蒸之俎。周始有半体之俎，以其似宫室之有左右房，故谓之房俎。若足跗，则不具房形。郑君堂房之说，殊为迂远矣。
斯禁
浭阳端氏所藏斯禁，出于凤翔府宝鸡县，就其形制文字观之，其为商周间器，自不待言。今年日本某杂志揭其照片，颇为近汉之器，主宰杂志之某君，”深于考古之学者，乃以此为汉器，殆误会《礼器》郑注耳。《礼器》“大夫士棜禁”，注：“棜，斯禁也，谓之棜者，无足有似于棜，或因名云耳。大夫用斯禁，士用禁，禁如今方案，隋长局足，高三寸。”然则郑注“如今方案”，自谓士禁如之，非谓斯禁，且方案与禁，亦非一物。郑以汉方案似禁，故举况之。某君殆因此，误以此斯禁为汉物，且不知汉时无此制也。
秦阳陵虎符跋
罗氏唐风楼藏铜虎符一，长汉尺四尺许，左右二符，胶固为一，金错篆书，文各十二，曰“甲兵之符，右在皇帝，左在阳陵”，实秦虎符也。按《汉书·景帝纪》：“葬阳陵。”《地理志》云“左冯翊有阳陵县。”班氏原注：“故弋阳，景帝更名。”则用阳陵至汉景帝时始有此名。此符疑为汉物，然与汉符不合者有五：一《史记》及《汉书·文帝纪》“二年九月，初与郡国守相为铜虎符、竹使符。”今传世汉符，其文字皆云与衔衔太守为虎符，与此符文绝不相同。又阳陵乃县名，并非郡国名，无与为虎符之理。此与汉制不合者一也。汉符之数，则应劭云铜虎符第一至第五。今传世汉符，辄云衔衔衔衔为虎符左符或右符，其又于肋下云左衔右衔。其左符右符，皆记数字，不记甲乙。此符云甲兵之符，与汉制不合者二也。汉符传世者，其文刻于脊上，合之而后可读，如周官傅别之制。此符左右文同，皆在脊上，如周官质剂之制。此其不合者三也。《史记正义》引崔豹《古今注》云：“铜虎符，银错书之。”（今《古今注》无此条）崔豹，魏人，所记者当为汉魏之制。又今传世汉符，皆系刻字。此符独用金错。则其不合四也。此符字画颇肥，而所错之金极簿，几与湿金以书者相等。
若汉世所错，如莽货一刀平五千之一刀二字则字细而金厚。他器亦然。此其不合者五也。若云秦符，则有四证焉。阳陵虽云汉景帝所置，然秦之先君有葬于阳者。《史记·秦始皇本纪》：“德公居雍关大郑宫，葬阳。宣公居阳宫，葬阳。”而秦先王葬处往往称陵，如惠文王葬公陵，悼武王葬永陵，孝文王葬寿陵。则秦自称王以后，以阳为二先公所葬，谓之阳陵，其理或有之。又《史记》、《汉书》侯表，高帝时有“阳陵侯傅宽”，今出土封泥之中，有阳陵邑丞印。邑丞，侯国之丞，则高帝时已有阳陵，不自景帝始。其为秦邑，益无可疑。此一证也。此符字数，左右各十二字，共二十四字，皆以六之倍数。按《秦始皇本纪》称“数以六为纪”，故用六倍数。若汉以五为纪，故印皆用五之倍数，如云与衔衔太守为虎符左衔是也。此二证也。文字谨严宽博，与李斯所书刻石者相似，非汉时人所能仿佛。此三证也。若云秦符，则其左右二符合并之故，亦可得而言焉。
按：秦汉虎符，右常在内，左常在外。《秦始皇本纪》及《高祖本纪》皆云“秦王子婴，奉天子玺符，降轵道旁。”盖于降汉之时，敛左符而合之。秦玺入汉，既为传国之器，此符虽不复用，亦必藏在内府，为国重宝，合置既久，中生绣涩，遂不可开。否则右符既不常在外，左符亦无入京师之理，二符无自胶固矣。此四证也。惟其长短，颇与《秦本纪》所云“符、法冠长六寸”者不合。然六寸之符，当指竹使符，汉竹使符亦长六寸，同于秦制。若虎符则发兵之事，贵于慎密，短则易藏而难觅，故仅长四寸许。此又求之事理而可通者也。此符云甲兵之符，则此外尚有乙丙丁等。按：汉制铜虎符第一至第五，若秦制亦然，则虎符当有自甲至戊五枚，或以讫戊为疑。然秦汉间制度名物，颇有讫于戊者。如卫宏《汉书仪》云：五夜，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郑注《周礼·司寤氏》亦曰：“夜时，谓夜早晚，若今甲乙至戊。”则兵符五亦自甲至戊，固不足怪也。李斯书存于今者，仅有泰山十字，琅邪台刻石，则破碎不复能成字矣。
即以拓本言之，泰山刻石，亦仅存二十九字，琅邪虽有八十五字，而漫漶过半。此符乃秦重器，必用相斯所书，而二十四字，字字清楚，谨严浑厚，经不过数分，而有寻丈之势，当为秦书之冠。惜系金错为之，不能拓墨耳。此符“在”字作“十”，犹用古文，不用小篆。若泰山刻石“维初在昔”之“在”，则作“在”字。其铸符时或犹在巡峄山之前也。行文半阙之式，古金文中无有也，惟琅邪台刻石，则遇始皇帝成功盛德，及制曰可等字，皆项顶格书，此为抬头之始。秦虎符左右十二字，分为二行，每行六字，皇帝二字，适在第二行上，亦抬头之意也。可知此事自秦以来然矣。古代文字颇难作伪，如峄山刻石文，虽不见于《史记》，然一读其文，可决其为李斯所作也。秦符虽作十二字，然如“右在皇帝”四字，岂汉以后人所能耶！秦泰山芝罘会稽山刻石，皆三句一韵，一句四字，三句十二字，即六之一倍也。琅邪台刻石，其颂二句一韵，其二百八十八字，六之四十八倍也。后序三句一韵，每句字数不等，其一百二十字，则六之二十倍也。可知秦时文字，皆以六为纪。后世传秦玺文，所谓“受命于天，既寿永昌”者，独为八字，与秦文字之例不合，疑为后人假托矣。
隋铜虎符跋
兵符之制，古者皆右在内而左在外，又左右之数各同。三代不可考。《曲礼》云：“献粟者执右契。”郑注：“契，券要也，右为尊。”契以右为尊，符节可知。尊者在内，卑者在外，亦可知也。秦符右在皇帝，左在阳陵，盖亦用古尚左之制。汉则文帝二年，初与郡国、守相为铜虎符、竹使符。师古曰：“与郡守为符，右留京师，左以与之。”则左外右内，与秦制同。魏赐孙权九锡文曰：“金虎符第一至第五，左竹使符第一至第十。”齐、梁、陈九锡文同。而竹使符上皆冠以左字，疑金虎符左右赐之。盖虎符以发兵旅，时兵权皆在受九锡者手，故赐以左右，以示不敢有征发之事也。竹使符所以传命，事恒有云，故但赐以左，而以其右藏于天子之所。可知左外右内，自秦迄江左之末，未尝变也。又汉魏郡太守虎符（嘉定瞿氏藏）、东莱太守虎符（潍县陈氏藏）、广阳虎符（诸城刘氏藏）、玄兔太守虎符（海丰吴氏藏），筋上均有左二字样。汉制左符在外，今左皆有二，亦左右数同一证也。惟潍县陈氏所藏汉上郡太守符，则不可解。此符左右俱存，其脊文十字，则云“上郡太守为虎符第一”，右筋上有“上郡右三”四字，左筋有“上郡左二”四字。如是，则虎符第一至第五，每符又各有左右若干。则一郡之符，殆多至数十，恐无此理。汉常山太守虎符筋文云“常山左三”，渔阳太守虎符（吴氏）筋文云“渔阳左二”，长沙太守虎符同。
晋王台太守虎符。
又按翁氏《两汉金石记》所载一符，则脊文云“与五原太守为虎符第一”，筋文云“五原左一”。嘉善谢氏藏晋丞邑男虎符，脊文云“晋与丞邑男为铜虎符第一”，筋文云“丞邑男左一”。潍县陈氏藏晋驺男虎符，脊文云“与驺男为虎符第五”，筋文则云“驺男右五”。此三符，脊文所记数字，与筋文所记者无不相同。则上郡符脊文作第一，而筋文左作左二，右作右三者，恐不足信。汉阳叶氏藏晋始平虎符，脊文作第二十，而筋文作左二，亦为可疑。二符未见原器及拓本，无由断定其真伪，如系真品则仅一郡国之符，多至数十，为可异耳。至于左右同数之说，不惟不相妨，转足相证也。隋符亦然。吴县蒋氏藏隋虎符八，此外传世者，尚有三枚，共十一枚。其中右符六，曰右御卫相原四，曰右御卫永昌二，曰右御卫美政五，曰右翊卫天井一，曰右翊卫石桥二。
左符五，曰右屯卫温阳一，曰右御卫安昌四，曰右武卫白松二，曰右屯卫清湖四，曰左屯卫赤城五。左右之孰内孰外，虽不可知，然左右二符，各有第四第五，则左右之数亦相等，如秦汉以来制也。惟唐制则大异。《六典》载：铜符，王畿之内，左三右一；王畿之外，左五右一。左者进内，右者在外。不独左内右外，左右之数亦各不同。惟木契则左右同数，犹用古制耳。宋符则兼古制与唐制二者。《玉海》八十二，载康定元年八月二十四日端明殿学士李淑等言，参酌古制，定铜符形制。上刻篆字，曰某处发兵符，下铸虎豹御，而中分之。右符五，左旁作虎豹头四，左符一，右旁为四窍，令可契合。又以篆文相同，侧刻十千字为号。右五符留京师枢察院，左符降付诸处。庆历元年罢。宋符右内左外，则法秦汉，以十千为号，亦与秦同，惟内五外一，则用唐制。然则宋以前兵符形制，皆可知悉。独元时代最近，又贵人皆赐虎符，今实物未有存者，而史亦不载其形，殊可异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