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北票煤矿公司（1921—1925）——《努力周报》（1922—1923）
我认识在君和徐新六是由于陶孟和的介绍。他们都是留学英国的。孟和是北京大学的教授，又是《新青年》杂志的社员，新青年社是一个小团体，其中只有孟和和我是曾在英美留学的，在许多问题上我们两人的看法比较最接近。在君和新六都是民国八年初随同梁任公先生到欧洲考察战后状况和巴黎和会情形的考察团的团员（任公的考察团中还有蒋百里、方震、张君劢、嘉森诸位）。我认识在君和新六好像是在他们从欧洲回来之后，我认识任公先生大概也在那个时期。任公先生是前辈，比我大十八岁，他虽然是十分和易近人，我们总把他当作一位老辈看待。在君和孟和都是丁亥（1887）生的，比我只大四岁；新六比我只大一岁。所以我们不久都成了好朋友。
在君不久就把我看作他应该照管“操心”的小弟弟了！他是不喝酒的，在饭馆席上他总是用酒来给他的筷子消毒。他有几次看见我颇爱喝酒，他就“操心”了。那时候（民国九年三月）我的《尝试集》刚出版，他就从我的一首《朋友篇》里摘出几句诗来请梁任公先生写在一把扇子上，他把扇子送给我，要我戒酒。那把扇子不幸遗失了，他摘出的诗句是：
少年恨污俗，反与污俗偶。
自视六尺躯，不值一杯酒。
倘非朋友力，吾醉死已久。
清夜每自思，此身非吾有：
一半属父母，一半属朋友。
便即此一念，足鞭策吾后。
我很感谢他的情意，从此把他看作一个人生很难得的“益友”。
在君的生活最有规律，用钱从不敢超过他的收入，从不借债。但他自从留学回国后，就担负四个弟弟和一个侄儿的教育费，又须不时帮助无力的老亲戚，所以他的经济负担很重。他的七弟文治说：
他从二十六岁归国后开始在上海教书得到收入，立即担负赡养父母和教育兄弟的责任。从二十六岁到四十八岁，二十二年中，……全家的重心在他身上，全家的经济的压力也在他身上。有一时期，〔他的担负〕每年多至三千元。当时他没有丝毫资本的收入，全靠劳心劳力得到的报酬。因此他不得不离开地质调查所，去创办热河的北票煤矿。现在想起来，我们家族对他全是罪人，我们这个家是一个拖累可以有为的人下水的家。他没有因此受重累，只因为他的能力强大。（《独立》第一八八号，页四九）
文治说的那“一个时期”就是他的四哥文渊在德国留学的时期。文渊是民国八年出国的，他先到瑞士进了楚里西大学，次年才到德国，准备学医学。在君早年本想学医学，因为考试医科偶然有一门不及格，不能入医科，才改学动物学。所以他的四弟有志学医，他最热心帮助，学费完全由他担任。
文渊在瑞士的时候，在君的同学朋友曹梁厦先生（留欧学生监督处的秘书）曾对文渊说：“你令兄不是有钱的人，你不应当让他独力担任你的学费。照你的学历，你可以请补官费。现在教育部和江苏省官费都有空额，你不妨写信给在君，请他为你设法补官费。他和留学生监督沈步洲，教育部次长袁希涛，高等教育司司长秦汾都是老朋友，你又合资格，我想你申请一定可以核准的。”文渊也知道他哥哥担负他留学经费的困难，就把曹先生的好意写信告知在君，并请他设法帮忙。
在君回信的大意是：“照你的学历以及我们家中的经济状况，你当然有资格去申请。……不过你应当晓得，国中比你更聪明，更用功，更贫寒的子弟实在不少。他们就是没有像你有这样一个哥哥能替他们担任学费。他们要想留学深造，唯一的一条路就是争取官费。多一个官费空额，就可以多造就一个有为的青年。他们有请求官费的需要，和你不同。你是否应当细细的考虑一番，是不是还想用你的人事关系来占据一个官费空额？我劝你不必为此事费心。我既然答应担负你的学费，如何节省筹款，都是我的事，你只安心用功读书就行。”（丁文渊《文江二哥教训我的故事》，见《热风》第二十二号，页十七）
但在君那时的担任实在超过他的收入，何况那时政府的官吏俸薪往往发不出，发出的是打折扣的中国、交通两银行的纸币，发不出时往往拖欠几个月。在君原有一所小房子，是他用节省的钱盖的。后来他把这房子卖了六千元，主要原因是为了维持他的四弟留德的学费。后来他决定辞去地质调查所所长，去办北票煤矿，正如他七弟文治说的，也是为了那个大家庭的担负太重，而其中最重又最急的担负也是他四弟的留学经费。这都是我亲自听在君说的。
北票煤矿在热河的朝阳县北境，原是京奉铁路局经营的煤矿，已投了五十万元的资本，还没有成绩。交通部曾请在君去调查北票煤矿一带的矿产地质，所以他很知道这煤矿的情形。据他的报告，北票的矿是有希望的，是值得经营的。民国十年（1921），在君的朋友刘厚生先生（即民国二年做了三个月的农商部次长的）和京奉路局交涉，成立官商合办的北票煤矿公司，资本为五百万元，官股四成，商股六成。
公司成立时，刘厚生是董事长，他要在君做总理。在君为了家累太重，就辞了地质调查所所长的职务，专办北票煤矿的事，把家搬到天津，他自己常往来于北京、天津、沈阳、北票之间。
他做北票煤矿公司总经理，前后差不多五年。在这短时期之内，煤矿发展到每日产煤两千吨，足敷开支而有余，算是一个很有成绩的新式煤矿公司。但北票地方和产煤运销的铁路都在张作霖的势力范围之内，所以在君为了公司的事，往往每隔两三个月必须到沈阳去和官厅接洽。他认识张学良也是在这个时期开始的。他研究“奉系”的内幕和奉军的军事组织也是在这个时期开始的。
关于在君办理北票煤矿公司的事，我差不多完全不知道。刘厚生先生的纪录，我曾看过，实在也太简略，没有多少传记资料。
这五年（1921—1925）之中，在君的生活有两件事是值得记载的：一件是他和我们发起一个评论政治的周报——《努力周报》——这个报其实是他最热心发起的，这件事最可以表现在君对于政治的兴趣；一件是他在《努力周报》上开始“科学与人生观”的讨论，展开了中国现代思想史上一个大论战。
《努力周报》是民国十一年（1922）五月出版的，出了七十五期，十二年十月停刊。
《努力周报》第一期付印之日正当所谓“直奉之战”已开火的时期——直系和奉系的军队开火在四月二十六日，我们的第一期出版在五月七日，奉军前两天已在军粮城败退了。
周报的筹备远在半年之前。在君是最早提倡的人。他向来主张，我们有职业而不靠政治吃饭的朋友应该组织一个小团体，研究政治，讨论政治，作为公开的批评政治或提倡政治革新的准备。最早参加这个小团体的人不过四五个人，最多的时候从没有超过十二人。人数少，故可以在一桌上同吃饭谈论。后来在君提议要办一个批评政治的小周报，我们才感觉要有一个名字，“努力”的名字好像是我提议的。在君提议：社员每人每月捐出固定收入的百分之五，必须捐满三个月之后，才可以出版。出报之后，这个百分之五的捐款仍须继续，到周报收支可以相抵时为止。当时大学教授的最高薪俸是每月二百八十元，捐百分之五只有十四元。但周报只印一大张，纸费印费都不多，稿费当然是没有的。所以我们的三个月捐款已够用了，已够使这个小刊物独立了。
在君为什么要鼓动他的朋友出来讨论政治，批评政治，干预政治呢？我们一班朋友都不满意于当时的政治——民九以前的安福部政治，民九安福部崩溃以后所谓“直奉合作时期”的政治，以及民十一奉军败退出关以后曹锟、吴佩孚控制之下的政治——这是不用细说的。在君常往来于沈阳、北票、天津之间，他深知张作霖一系的军队和将校的情形，他特别忧虑在民九“直皖战争”之后将来必有奉系军人控制北京政府的一日，他深怕在那个局势之下中国政治必然会变成更无法纪，更腐败，更黑暗。这是他时常警告一班朋友们的议论。他常责备我们不应该放弃干预政治的责任。他特别责备我在《新青年》杂志时期主张“二十年不干政治，二十年不谈政治”的话。他说：“你的主张是一种妄想：你们的文学革命，思想改革，文化建设，都禁不起腐败政治的摧残。良好的政治是一切和平的社会改善的必要条件。”
他在民国十二年有一篇《少数人的责任》，其中有几句话差不多是专指我说的：
要认定了政治是我们唯一的目的，改良政治是我们唯一的义务。不要再上人家的当，说改良政治要从实业教育着手。（《努力》六十七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