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行静脉注射葡萄糖液及胰岛素，除去口腔扩张器，洗通大肠。当晚十一时，即见呼吸稍舒缓，但仍未出昏迷状态。
十日晨，眼球及瞳孔反应稍见灵敏，痉挛亦见进步。再行注射葡萄糖液及胰岛素，并于肛门注射大量的水分，〔皆以救体内水分枯竭，血液凝滞之危〕。
十日午后，两目已自能转动，肺部仍呈水泡音，右底尤多，且时咳嗽。
十一日晨，即能饮牛乳及水分，目已开张，呼之亦稍能应声，及做简单之动作。午后可作简单之应对。翁文灏、朱经农、丁文治、戚寿南诸先生于是日晚九时抵衡阳，丁先生已能一一认识。
（杨济时《丁在君先生治疗经过》，《独立》第一八九号。下引杨君诊断，同见此文。）
以上记在君第一次脱险。
十二月十四日，杨济时医生再由长沙到衡阳，此次诊断，“发现前乳左乳头外一寸余之处，有一元银币大的一块肿起，扪之剧痛。水泡音仍存在，其余状况良好。”诸友与诸医师商量，因为衡阳没有X光器具，湘雅又没有可以携带出门的X光器具，衡阳也没有受过高级训练的护士，所以大家决定于十五日把病人送到长沙湘雅医院调养。凌鸿勋先生和路局同人设计，把大货车装上窗户，改装成救护车，连床运载病人，并测量衡阳的街道，使这大汽车可以从医院后门一直开到公路上，直达湘雅医院。
十五日（经农作十六日，此从杨君）十时半离衡阳，午后五时半到湘雅医院。杨医生说：
十六日下午拍照肺部X光，发现左右两肺底有少许发炎变化，且左胸似容有少量之水液。丁先生病势日有起色，左肺无其他变化，惟肿起处仍作剧痛。
此后自十五日至二十二日，经过甚为满意，能谈笑饮食。
二十日曾要求嗣后每日下床行走，未允其请。
因为他到长沙后进步甚好，所以大家忽略了，未及仔细检查他的受伤情形，竟没有发现他的左边肋骨折断了一根，折断的肋骨之下已生脓了。这是二十三日病势忽然危急的原因。左肋骨折断了一根，是直到二十八日晨顾仁医生于第五肋骨处开割才发现的！
我在二十年后记载这个好朋友的得病以至不救而死的一段最可哀念的事实，我不能完全压制我的几桩惋惜。第一是在君自己没有严格的服从一个最好的医院的警告，在游兴和责任心的双重诱惑之下，爬上三千多英尺的高山，又走下六百多英尺斜深的矿洞。第二是他疏忽了内地仿造西洋壁炉烧煤的危险，晚上严闭了窗户睡觉。第三是衡阳的路局医生和教会的外国医生都缺乏北方老百姓的常识经验，很卤莽的做了五六个钟头的人工呼吸，敲掉了病人的两个门牙，折断了他的一条肋骨，种下了“胸脓”的祸根。第四是中国内地最完善的医院，最尽心的医师，因为病人天天有进步，就忽略了他胸左的肿起和“剧痛”，让这胸脓一旦溃裂而不可救治。孟真当时也说：“止是忽略。”（见他十二月二十八夜给我的信。）但衡阳医生的糊涂卤莽，长沙医生的忽略，都是我们信仰新医学的人应该牢牢记着的教训。这个教训是我们信仰提倡新医学的人应该作更大的努力，不但要注意设备的最新最完善，特别要注意医学校的教育和训练，要更严格的淘汰医学生，更严格的训练医学生，更加深他们的科学态度与习惯，要加强他们的责任心与一丝一毫不可忽略苟且的科学精神——仅仅信仰西医是不够的！
十二月十七日，我在北平接到朱经农的电报，说在君盼望我和孟真两人之中有一人能到长沙走一趟。我们打电报去问，是否病有变化？回电报，并无变化，只是在君愿意和我们谈谈。那时正是所谓“华北自治”、“冀察自治”的问题闹的最厉害的时期，孟真和我从十一月十九日起就成了反对这问题的主要分子。十二月九日，北平城内外的学生开始大游行请愿，并且鼓动各校罢课——这就是后来中国共产党自吹是他们“领导的‘一二?九’青年革命运动”（看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页四三，及他书）。“一二?九”正是在君中毒昏迷不醒的第一天。在学校方面，孟邻先生、周枚荪（法学院长）和我，为了学生罢课问题和学生南下请愿问题，正在竭力劝阻挽救。所以我是无法离开的。孟真一人南下，二十一日半夜到长沙。经农告诉他，在君身体进步甚好，“只是精神似还不大清楚。”
二十二日早晨，孟真见到在君，以下是他的报告：
星期（二十二日）晨，在君的话很多。经农觉得他语无伦次。弟听到却不然。……只是前后不甚一贯，且说话甚艰难——拔了牙，口腔又有破处——每节只说一句。未知其心理，自觉其如精神病也。……医云，煤气中毒本可留一种的精神错乱。但以弟所见，在君尚未有如此之证据。他谈到北方大局，谈到适之，……有本有原，全非精神错乱。有时说话，确似半睡中呓语，此或亦身体未复原之现象也。（孟真十二月二十六日给中央研究院同事赵元任、唐擘黄、汪缉斋、李济之……诸先生信。以下引孟真的话同见此信。）
这时候，丁夫人和五弟文澜已到长沙了。七弟文治早已来了。丁夫人主张趁怡和公司直达南京的船，把病人移到南京休养，船期是十二月三十日，再过两星期，水浅了，就没有从长沙直达的船了。孟真极力反对此议，还没有结果。病人自己大概是因为睡了十多天背酸之故，从二十日起，天天闹着要下床走动，医生不许可，孟真也力劝阻。
二十三日病体突然恶化，即起于下床。杨医生记载如下：
二十三日晨十一时，丁先生复要求暂为离床小坐椅上。此时因他意颇坚决，难以阻止，就由五六人维护下地，动作甚痛苦。半小时后，傅斯年先生即观察丁先生神色剧变，十一时三刻复扶入床。以前脉搏约在八九十之间，呼吸正常。十二时脉搏已增至一百十几，呼吸二十数，体温三十九。神志仍清，惟甚疲困，说话甚少。检查得左胸打诊甚浊，且有远离之气管音，即疑左胸有液体。午后行诊断刺穿，果发现红色脓液。
是晚即延请湘雅外科主任顾仁（Greene）医师诊视，复抽出约五百五十公撮之稀脓液。是晚体温呼吸即好转。
二十四日复行穿刺，惟得极少量之同样液体。脓胸之诊断既明，商请傅斯年先生请协和医院外科医师来湘诊视。……
左肺底似有肺炎。体温在三九、四十之间。右臂痉挛更甚。不能言语。大小便失禁。不能入眠，出汗较多，故每晚需用大量之安眠剂。
二十四日下午一时，我得孟真急电：“在君病转剧，烧三九余，气促，医疑胸肺有脓，乞请协和派胸部手术医生飞京转湘，并带用具及养气桶。”我得电赶去找协和医院王锡炽院长，商量此事。王院长发一电报给杨济时医生，要他详告诊断的病情。傍晚时，他得回电云：“胸脓（Empyema）。请求指示及襄助。”王院长即与外科主任娄克思医生商量后，决定复电云：“推荐顾仁（Dr.PhillipsGreene）医师备外科的咨询及施治。如顾仁要求，协和极愿相助。”
我也发了两电，一个给南京翁咏霓，一个给长沙丁夫人及孟真，均报告协和医院推荐湘雅本院顾仁医师的话。二十五日晚上我得长沙电：“在君前晚危，昨抽脓，并施各法，温度大降，未全脱险，仍续抽。”协和也得电报，报告抽脓事，并说稍有转机。
这都是我当时的日记。这里很清楚的记载协和医院外科主任要避免院外人干涉之嫌，故于二十四晚电告杨医生请本院的外科主任顾仁医生作外科的咨询及施治；如需协和帮助，应该由顾仁决定。孟真二十五电告“昨抽脓，并施各法”，是抽脓在二十四。而上文引杨医生记载延请顾仁医师诊视，复抽出五百五十公撮的脓液，是在二十三的晚上。这里明明有一天的记载差异。
我查孟真给研究院同人的十二月二十六日信，他只说二十三日下午四时，病人“表现发烧。此时大家互相抱怨，医亦自怨，以为不应使其下床。然犹以为是倦后现象，无大碍也。晚饭弟招呼，他吃的很多。”是二十三日并未延请顾仁，也并未抽脓。
孟真信上继续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