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则我何以不是共产党的党员？第一、我不相信革命是唯一的途径——尤其不相信有什么“历史的论理”能包管使革命成功，或是在任何环境之下革命一定要取同样的方式。第二、我不相信人类的进步除去了长期继续努力以外，有任何的捷径。所以我尽管同情于共产主义的一部分〔或是大部分〕而不赞成共产党式的革命。
请注意，那括弧里“或是大部分”五个字是他原文有的。
除了这种“宗教”的信仰之外，在君所以希望苏俄成功，也是因为他平时研究世界各国的资源与国力，认为苏俄比较的具有种种可以有为的物质条件。他在那篇《评论共产主义，并忠告中国共产党员》的后半，曾指出苏俄革命时的国情物力都比我们中国优越的多多。他指出的有这些：
1917年，俄国已经有七万公里的铁路，有组织极密的警察，有与德国作战三年的军队。
1917年俄国革命时，国家银行的金币有十二万万九千五百万卢布，储蓄银行的存款有十六万万八千多万卢布。
欧战以前俄国是个出超的国家，每年超出在四万万卢布左右。
俄国革命前有一万万七千五百万公亩已耕之田，有四千万公亩可耕而未耕的田，全国人民每人可分一?七公亩，约等于华亩二十五亩。
俄国有九百兆公亩的森林。
俄国有三千兆吨的石油储量，
欧战以前每年已出产到一千万吨。
欧战以前，俄国每年出产四百九十万吨钢铁。
这种种条件都是苏俄革命政府的资本，都是在君和他的地质界朋友平时注意并且歆羡的。试举石油一项，苏俄在全世界第二位。革命以前，俄国已出产到每年一千万吨。革命以后，减到四百万吨。1931年已超过了二千万吨，已比革命前增加一倍了。1933年——在君游苏俄之年——希望可加到三千万吨。（《独立》第一五六号）
在君常说，俄国至少是一个有产可共的国家。我们同俄国比，是一个无产可共的国家。所以他要去看看苏俄革命后十五年来的成绩，要去看看苏俄如何利用那许多可以有为的物质条件，在统一的国家，独裁的政治，计划的经济之下，在十五年之中造出了什么样子的成绩。苏俄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后来缩短为四年零三个月——是1932年12月31日满期的（看《苏俄五年计划的结算》，在君的七弟文治译的，见《独立》第五十号）。这是人类史上第一次用一个极大规模的方案来统治一个大国的各种经济的、社会的、教育的活动。当时人把这第一个五年计划看作苏俄革命史上三大事件之一（其他两大事件是1917年的布尔雪维克革命和1921年的列宁新经济政策）。在君到苏俄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满期之后八个月。在君和我们前几年都曾提倡过“有计划的政治”。近几年来，我的思想稍稍改变了，颇觉悟古代哲人提倡无为的政治也是有一番苦心的，而有计划的政治经济都需要许多能计划与能执行的专家，是不容易做到的。在君却正是能计划又能执行的科学政治家，所以他对于苏俄的极大规模的有计划的政治经济大试验，抱着极大兴趣，“极热忱的希望他成功”。他在出国之前发表的那篇长文里，曾说：
……如果〔苏俄〕成功，如果用苏俄的方法能使国民生活程度逐渐的提高，生产和消费相均衡，我很相信，用不着剧烈的阶级斗争，西欧北美都要共产，至少现行的资本制度要彻底改变，快快的走上平等的路去。（《独立》第五十一号，页十一）
这真是很大的奢望了！如果他用这两个标准——“使国民生活程度提高，使生产和消费相均衡”——去估量苏俄的成功与否，那么，他此次游历苏俄归来应该是很失望的。
我们看他的游记，他并没有多大的失望。他充分的了解，这种绝大规模的计划的建设决不是四五年短时期之内就可以判断成败的。他的游记使我们知道，单在他自己所学的方面，集合三千个地质家做研究设计，二千队在野外工作，其中五百队是做地质图的——那种规模，那种气象，是曾使他感觉大兴奋的。他的苏俄旅行，时间只有四十天，地域只限于新旧两首都和南俄的油田煤矿铁厂水电厂。但因为他是一位有科学训练的观察家，又是一位有政治兴趣的爱国者，他的观察和从观察所得的教训似乎都曾影响到他最后几年的思想，特别是他的政治思想，并且似乎也曾影响到他最后几年的工作的方向。
因此，我要在这里略述在君从苏俄归来后的政治思想。
他的政治思想，见于这些文字：
我的信仰（二十三年五月六日）《独立》一百号
实行统制经济的条件（二十三年七月一日）《独立》一○八号
民主政治与独裁政治（二十三年十二月十八日）《独立》一三三号
再论民治与独裁（二十四年二月三日）《独立》一三七号
科学化的建设（二十四年五月七日广播）《独立》一五一号
苏俄革命外交史的一页及其教训（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一日）《独立》一六三号
他从欧洲归来，继续在北京大学教了两学期的地质学。二十三年（1934）六月十八日他到中央研究院担任总干事的职务。这些文字之中，后五篇都是他在中央研究院的时期发表的。
《我的信仰》一篇，我已在第十二章和本章摘引了大部分，其中有两段专说他的政治思想。他说：
人不但不是同样的，而且不是平等的。……宗教心（即是“为全体万世而牺牲个体一时”的宗教心）是人人有的，但是正如人的智慧，强弱相去得很远。凡是社会上的真正的首领都是宗教心特别丰富的人，都是少数。因为如此，所以我对于平民政治——尤其是现行的议会的政体——没有兴趣。
在这一点上，他并没有骤然的变化，他是向来鼓吹“少数人的责任”的重要的。（看他在《努力周报》时期写的《少数人的责任》。）但他在1933年出国，不但是希忒拉刚登台，不但是史太林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刚结束，他到美国时又正值罗斯福的“新法”的第一个半年，正当美国国会把许多紧急时期的国家大权都授予罗斯福的时期。所以在君环游世界归来，不免受了那个时期的政治影响，他不但对于议会政体“没有兴趣”，他要公开的讨论他所谓“新式的独裁政治”了。他接着说：
同时我也不是迷信独裁制的。在现代社会中实行独裁的首领，责任太重大了，任何富于天才的人都很难称职。何况这种制度的流弊太显明了。要能永久独裁，不但必须消灭政敌，而且要使政敌不能发生，所以一定要禁止一切的批评和讨论。在这种制度之下，做首领的腐化或是盲化，只是时间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