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匆匆答了他一首诗：
颇悔三年不看山，遂教故纸老朱颜。
只须留得童心在，莫问鬓毛斑未斑。
隔了两天，我带了儿子祖望到秦皇岛，陪在君一家玩了十天，八月六日到十七日。这十天里，我们常赤脚在沙滩上散步，有时也下水去洗海水浴或浮在水上谈天，有时我们坐在沙滩上谈天看孩子们游泳。晚上我们总在海边坐着谈天，有时候老友顾湛然（震）也来加入谈天。这十天是我们最快乐的十天——一个月之后，就是“九一八”的日本暴行了！从此以后，我们就在严重的国难里过日子了。
八月十五夜，我和在君在海边谈到夜深，他问我，还能背诵元微之最后送白乐天的两首绝句吗？这是我们两人都爱背诵的诗，不见于《元氏长庆集》里，只见于乐天《祭微之文》里。那天晚上，我们两人同声高唱这两首诗：
君应怪我留连久，我欲与君辞别难。
白头徒侣渐稀少，明日恐君无此欢。
自识君来三度别，这回白尽老髭须。
恋君不去君应会：知得后回相见无？
第二天，在君用微之的原韵，作了两首诗送我：
留君至再君休怪，十日流连别更难。
从此听涛深夜坐，海天漠漠不成欢。
逢君每觉青来眼，顾我而今白到须。
此别原知旬日事，小儿女态未能无。
隔了一天，我同祖望就回北平去了。
四年半之后，在君死在长沙，我追念这一个人生最难得的朋友，也用元微之的原韵写了两首诗纪念他：
明知一死了百愿，无奈余哀欲绝难！
高谈看月听涛坐，从此终生无此欢！
爱憎能作青白眼，妩媚不嫌虬怒须。
捧出心肝待朋友，如此风流一代无！
我的诗提到“青白眼”，他的诗里也有“青来眼”的话。在君对他不喜欢的人，总是斜着头，从眼镜上面看他，眼里露出白珠多，黑珠少，样子怪可嫌的。我曾对他说：“史书上说阮籍能作青白眼，我从来没有懂得。自从认得了你，我才明白了‘白眼待人’是个什么样子。”他听了大笑。“虬怒须”是他那虬起的德国维廉皇帝式的胡子，小孩子见了很害怕。其实他是最喜欢小孩子的，他是一个最和蔼、最可爱的人。
十五独立评论（1932—1935）
我记得1927年4月24日我的船到横滨，就接到在君由船公司转交的信，信中大意说，国内党争正烈，我的脾气不好，最好暂时留在日本，多做点研究日本国情的工作，他说他自己近来很研究日本问题，深切的感觉中国存亡安危的关键在于日本。他劝我千万不可放过这个可以多多观察日本的机会。
我很赞成在君的意见。但我不通日本话，在日本时只能住很贵的旅馆，我在日本住了二十三天，游历了箱根、京都、奈良、大阪，很感觉费用太大，难以久居，所以五月中旬我就从神户回国了。
在君的预言——“中国存亡安危的关键在于日本”——在四年半之后完全证实了！民国二十年九月十八夜日本军人在沈阳的暴行果然决定了中国的命运，也影响到整个东亚的命运和整个世界的命运。
在蒋孟邻先生领导之下的“新北大”是九月十四日开学的。开学后的第四天就是“九一八”！那天晚上我们还不知道沈阳的事变。第二天早晨，我们才知道昨夜十点钟，日本军队炮攻沈阳，占领全城，中国军队没有抵抗。那天我的日记有这一条：
此事之来，久在意中。八月初我与在君都顾虑到此一着。
在君在四年之后（民国二十四年一月二十七日）写的《再论民治与独裁》一篇文章里，有这一段记载：
……二十年十一月，胡适之先生写了一封长信给宋子文先生，主张及早和日本人交涉。我告诉他道：“我是赞成你的主张的。可是国民党的首领就是赞成，也不敢做，不能做的。因为他们的专政是假的。”
我引这两段文字，略表示在君和我在那个时期对于当前的局势的看法。
总而言之，大火已烧起来了，国难已临头了。我们平时梦想的“学术救国”、“科学建国”、“文艺复兴”等等工作，眼看见都要被毁灭了。在君在几年前曾很感慨的对我说：“从前许劭说曹操可以做‘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我们这班人恐怕只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饭桶’罢！”我们这些“乱世的饭桶”在这烘烘热焰里能够干些什么呢？
《独立评论》是我们几个朋友在那个无可如何的局势里认为还可以为国家尽一点点力的一件工作。当时北平城里和清华园的一些朋友常常在我家里或在欧美同学会里聚会，常常讨论国家和世界的形势，就有人发起要办一个刊物来说说一般人不肯说或不敢说的老实话。
在君和我都有过创办《努力周报》的经验，知道这件事不是容易的，所以都不很热心。当时我更不热心，因为刚在“九一八”之前四十多天，北平市公但到了二十年的年底，因为几个朋友的热心，在君和我也就不反对了。有几个朋友，如李四光先生，如陶孟和先生，如唐钺先生，原来也常参加讨论的聚餐，他们始终不赞成办刊物，后来都没有加入独立评论社。在君提议，仿照《努力周报》的办法，社员每人捐出每月固定收入的百分之五，先积了三个月的捐款，然后出版。后来因为我割治一个溃了的盲肠，在医院里住了四十多天，所以我们积了近五个月的捐款，才出第一期《独立评论》（民国二十一年五月二十二日）。出版之后，捐款仍继续。后来刊物销路增加了，捐款减到千分之二五。《独立》出了近两年，社员捐款才完全停止。这都是在君的主张，为的是要使刊物在经济上完全独立。原来的社员只有十一人，捐款总数为四千二百零五元。这个数字小的可怜，但在那个我后来称为“Pamphleteeringjournalism（小册子的新闻事业）的黄金时代”，这点钱已很够使我们那个刊物完全独立了。当时排字工价不贵，纸价不贵，校对是我家中住的朋友章希吕先生负责，所以开销很省。最大的节省是我们写文字的人都是因为自己有话要说，并不想靠稿费吃饭养家，所以不但社员撰文不取稿费，外来的稿子也是因为作者愿意借我们的刊物发表他们要说的话，也都不取稿费。《独立评论》共出了二百四十四期，发表了一千三百零九篇文章——其中百分之五十五以上是社外的稿子——始终没有出一文钱的稿费。所以我叫这个时代做“小册子的新闻事业的黄金时代”。
抗战胜利之后，我回到国内，有许多朋友劝我恢复《独立评论》。我说：“不可能了。那个小册子的新闻事业的黄金时代已过去了。货币价值天天变动，文人个个穷到等米下锅，写文章是为卖文吃饭的，所以篇篇文章须出稿费。况且排字工资太贵了，一千字的排工比一千字的稿费还多！我们无法子可以再办一个真正‘独立’的刊物了。”
《独立评论》第一号的《引言》最可以表示我们这个小刊物的旨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