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研究是他后来写成一部专书《民国军事近纪》（民国十五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起点。因为他常到热河奉天去旅行，所以他最明白那时北方两大系军阀预备作战的形势。所以我们在九月里，曾在《努力》上指出，“节省政费，裁了一千个冗员，还禁不起山海关附近的一炮！”所以我们建议：“（一）由北京政府速即召集一个各省会议。（二）由北京政府公开的调解奉直的私斗，消除那逼人而来的大战祸。”这种建议，黎元洪不敢做，颜惠庆、王宠惠的内阁也不敢做，新召集的旧国会也不敢提倡。北方的战祸不能消除，裁兵之论当然成了空话了。
再举一个例子。我们曾主张“一个公开的，代表民意的南北和会”，“南北协商召集民国六年解散的国会”。后来国会是召集了，八月一日开会了，但不是“南北协商召集”的，只是当日暂时战胜的直系军人和他们手下的政客自作聪明，要树立他们自己的“正统”地位，所以先拥护黎元洪复位，又把旧国会恢复了，叫做“法统重光”。“法统重光”的作用在于准备解决所谓“最高问题”，就是总统选举的问题。他们把黎元洪的任期解释作还剩一年零四个月，任满之后，就可以由这个“法统重光”的国会选举曹锟做总统了。我们主张一个公开的南北议和的和会，由和会议决召集民国六年被解散的旧国会，作为南北统一的一个条件，作为完成民国六年的“天坛宪法”的机构，而军阀的门客早就打算好了要贿买那个旧国会作为选举曹锟继任黎元洪为总统的准备！
我举这两个例子来说明在君和我们当年组织《努力》来做批评政治，监督政治的一番热心可以说是完全失败的。民国十二年三月，我在《努力》第四十七期曾引用汤尔和对我说的几句话，他说：
我劝你不要谈政治了罢。从前我读了你们的时评，也未尝不觉得有点道理。及至我到了政府里面去看看，原来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你们说的话几乎没有一句搔着痒处的。你们说是一个世界，我们走的又另是一个世界，所以我劝你还是不谈政治了罢。
《努力周报》维持了一年半。十一年的十一月底，我病了。十二年（1923）一月十七日，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为了政府任命彭允彝为教育总长的事，提出辞呈，辞去北大校长之职，辞呈里明说他“痛心于政治清明之无望，不忍为同流合污之苟安，尤不忍于此种教育当局之下，支持教育残局，以招国人与天良之罪责。”他在各报上登了一个启事，也明说“元培为保持人格起见，不能与主张干涉司法独立，蹂躏人权之教育当局发生关系”。蔡先生的辞职，实际上是为了抗议财政总长罗文干的被捕（十一年十一月十九日），也为了抗议当时已哄传的“最高问题”（即曹锟公然收买国会议员，预备总统选举）。我为了此事，从病中出来，在《努力》上发表了一些为蔡先生辩护的文字，又发表了几篇关于罗文干案及“贿买国会的问题”的文字（《胡适文存》二集原版卷三）。四月以后，在君力劝我专心养病，周报的事由他和高一涵、张慰慈、陶孟和几位朋友维持，不要我做文章了。到十月初，国会贿选曹锟为总统果然成为事实。《努力周报》就自动的停刊了。
一年之后，张作霖准备好了，分五路大举进兵，开始所谓“第二次直奉之战”。当吴佩孚正在山海关支撑的时候，冯玉祥突然退兵转向北京，一个晚上就占领了北京，把贿选出来的曹锟拘禁起来了，发出通电令双方停战。吴佩孚仓皇败退，坐军舰航海南下，经由长江，直到岳州。
胜利的军人通电拥戴段祺瑞出来做一个傀儡的“临时执政”。当时虽有“和平统一”的呼声，虽有“善后会议”的号召，虽有孙中山先生的北来，但事实上还是一个军人割据的局面。奉天系的力量，中间虽经过郭松龄的事变（十四年冬），仍是北方最强大的力量，不但能赶走冯玉祥的军队，控制北方的政局，并且在一年之内，派张宗昌的军队南下，攻取徐州，直入南京；又派邢士廉、姜登选南下，姜登选的军队驻扎徐州，邢士廉驻扎上海；后来又由“临时执政”任命张宗昌做山东督军，杨宇霆做江苏督军。于是奉军的势力从东三省一直达到南京、上海了。
那时候，江苏省的绅士商人有个救援江苏的秘密运动，奔走最出力是在君的两个朋友，松江的陈陶遗，常州的刘厚生。他们知道在君的见识才干，也知道他向来有改革政治的志愿，所以他们常和他商量这个拯救江苏的问题。
民国十四年（1925）七月，在君得到罗文干从岳州打来的密电，要他到岳州去见吴佩孚。在君就向北票公司告假南下，到上海会见刘厚生等，细谈江苏在奉军占领后的情形，以及江苏绅商想借客兵驱逐奉军的各种企图。在君从上海到岳州，见了吴佩孚；回到上海后，孙传芳派人来邀他到杭州去谈谈。在君在杭州住了一星期，到上海报告他和孙传芳、陈仪谈话的经过。九月初，他仍由海道回天津去。
民国十四年的双十节，孙传芳在杭州宣布组织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五省联军，讨伐张作霖，公推孙传芳为总司令，周荫人为副司令，分五路进兵驱逐奉军。陈调元在安徽，白宝山在江北，同时响应。在南京的杨宇霆首先渡江走了，在上海的邢士廉也走了。于是孙传芳成了江苏的统治者。
北票煤矿公司的董事会在天津开会，在君辞去总经理之职。在君办北票煤矿前后近五年。在君辞去北票的事，似是在十四年底或十五年一月。十五年二月，在君为“中英庚款咨询委员会”的事南下。当时他并没有接受孙传芳的何种委任。他所以要辞去北票煤矿的事，大概不但是因为他已决定不愿在奉军的势力范围以内做事了，并且还因为“中英庚款咨询委员会”的原来计划是需要他半年以上的时间，还需要他到英国去一次。（详见第十三章）
十二《玄学与科学》的论争（1923）
（附论他的宗教信仰）
《努力周报》虽然是一个批评政治的刊物，但我们也曾讨论到政治以外的一些问题。周报每月增刊一张《读书杂志》，其中就有我的长文《读梁漱冥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又有顾颉刚和好几位学者讨论中国古史的文字。民国十二年一月七日的《读书杂志》第五期有在君的《重印〈天工开物〉始末记》，这是他介绍十七世纪的另一位奇人宋应星的一部奇书——《天工开物》。那部奇书在中国早已没有传本了，在君依据日本明和八年（1771）翻刻本，又参考江西《奉新县志》等书，为宋应星作略传，此书后由陶湘先生印行，近年来翻印本有好几种。十七世纪的两个奇人，徐霞客与宋应星，他们的两部奇书都是在君特别表彰提倡的。在《努力周报》上，在君的长文《玄学与科学》引起了更大又更长期的论争。
在君的《玄学与科学》（《努力》第四十八、四十九期）是批评他的朋友张君劢先生在《清华周刊》上发表的一篇《人生观》的讲演。君劢讲演的大意是：
……人生观之特点所在，曰主观的，曰直觉的，曰综合的，曰自由意志的，曰单一性的。惟其有此五点，故科学无论如何发达，而人生观问题之解决，决非科学所能为力，惟赖诸人类之自身而已。而所谓古今大思想家，即对于此人生观问题有所贡献者也。……自孔孟以至宋元明之理学家，侧重内心生活之修养，其结果为精神文明。三百年来之欧洲，侧重以人力支配自然界，故其结果为物质文明。……
科学之为用专注于向外，其结果则试验室与工厂遍国中，朝作夕辍，人生如机械然。精神上之慰安所在则不可得而知也。……一国偏重工商，是否为正当之人生观？是否为正当之文化？在欧洲人观之，已成大疑问矣。欧战终后，有结算二三百年之总帐者，对于物质文明，不胜务外逐物之感。厌恶之论，已屡见不一见矣。
我摘抄出这两段，认为君劢讲演的大意，君劢必然说我“断章取义”。但我曾细看他前后发表的几篇文字，我不能不指出当日君劢所要提倡的和在君所引为隐忧的，其实都包括在这两段文字里。这里表面上的问题是：“人生观问题之解决，决非科学所能为力。”但这问题的背后，还有一个问题：“科学专注于向外，……其结果为物质文明。欧战终后，有结算二三百年之总帐者，对于物质文明，厌恶之论已屡见不一见矣。”科学及其结果——物质文明——不但是“已成大疑问”的东西，并且是在欧洲已被“厌恶”的东西，青年人当然应该回到那些“侧重内心生活之修养”而“其结果为精神文明”的“自孔孟以至宋元明之理学家”了。
所以在君当日把问题看作“玄学与科学为敌”的问题。他有信给他的地质学同志章演存（鸿钊）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