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他在日本一年多——计划往英国留学
在君跟胡子靖先生到日本留学，大概是光绪二十八年（壬寅，1902），那时他十六岁。他在日本住了一年半左右，从他十六岁到他十八岁，从光绪二十八年的下半年，到三十年（甲辰，1904）的三月。
他在日本的生活，只有李祖鸿（毅士）先生和汤中（爱理）先生的追忆（《独立评论》第二○八期，第二一一期），可惜都不详细。汤中先生说：
当时在君只有十八岁，和我同住在神田区的一个下宿屋，他那时候就喜欢谈政治，写文章。我记得东京留学界在一九○四年的前后，出了好几种杂志，……如……浙江留学生之有《浙江潮》，江苏留学生之有《江苏》。……《江苏》杂志第一次的总编辑是钮惕生（永建）先生，第二次是汪衮甫（荣宝）先生，后来就轮到在君担任。
在君的文章很流畅，也很有革命的情调（当时的留学生大多数均倡言排满革命）。可惜在君在《江苏》杂志上发表的文章现在都散失了，我搜访了多时，一篇也没有找到。……
在君住在下宿屋，同我天天见面，他谈话的时候，喜欢把两手插在裤袋里，一口宽阔的泰兴（原文误作“泰州”）口音，滔滔不绝，他的神气和晚年差不多，只少“他的奇怪的眼光，他那虬起的德国维廉皇帝式的胡子”而已。
在君在日本一年半，虽然认识了许多中国留学生，虽然参加了当时东京留学界“谈革命，写文章”的生活，但没有进什么正式学校。不久，日俄战争发生了——1904年2月8日夜东乡大将袭击旅顺口——大家更无心读书了。在那个时期，和李祖鸿兄弟同住的庄文亚先生常常接到吴稚晖（敬恒）先生从苏格兰的蔼丁堡（Edinburgh）寄来的信，信上常说，“日本留学生终日开会，吃中国饭，谈政治，而不读书。”也常说苏格兰生活的便宜，常劝人去留学。据吴先生的估计，中国留学生到那里留学，一年只要有五六百元就够用了。
李祖鸿先生说：
在君受了这种引诱，便动了到英国去留学的意思。……庄文亚君也在这时候起意要到英国，他和在君一旦遇见，彼此一谈，志同道合。……在君搬到我们那里来住了，他们时常商谈出洋事，自然也冲动了我去英国的念头。……后来是在君出主意，由他先资助我路费，且同我出去，到上船以后，再报告家中，商量以后的学费。
李先生继续说：
我们三人决定出洋以后，预备了大约一两个月的英语。在君的英语是一点根基都没有，比庄文亚和我都差。然而到我们出发的时候，一切买船票等等交涉，都是他出头了。……
我们离开东京是在光绪三十年，时间大概是春夏之交（汤中先生说是“三月某日”。）我们那时所谓经济的准备，说来也甚可笑。在君的家中答应给他一千元左右，交他带去。至于以后的接济，却毫无把握。庄文亚家的资助不过四五百元，以后却再无法想了。那时正值我家把我和我弟祖植半年的学费三百元寄到，我们就向家兄祖虞商量，先把此款归我带去。总算起来，统共不过一千七八百元。
依我们当时的计算，日本邮船价廉，……我们到英国时至少还可以有好几百元的余款。不料那时适因日俄战争，日本船不能乘，于是改乘德国船，三等舱位的船价每人三百元左右。……我们在上海又须得耽搁一阵，因为丁、庄二君的家款都约定在上海交付。……到我们〔在上海〕上船赴英国的时候，我们三人手中只剩了十多个金镑！
三个青年人身边只有十几个金镑，就大胆的上了船，开始他们万里求学的冒险旅程了！
四海上的救星
这三个大胆的青年，一路上“仍是花钱游玩，并不着急”。有一天，在君在船上听人说，蔼丁堡距离伦敦还很远，每人火车费要多少钱。他们估计手里的钱已不够买车票去会见吴稚晖先生了。他们这时候才着急起来了。
他们船上头等舱里有位姓方的福建客人，常常找他们三个人谈话。船到了新加坡，方先生约他们一同上岸去看林文庆先生。林文庆先生请他们吃饭，谈起康有为先生现住槟榔屿，船经过时，他们可以去看看这个戊戌维新运动的领袖。
到了槟榔屿，他们去拜访康有为先生。康先生见了他们，问了各人的情况，颇表示关切的意思，临别时送了他们十个金镑，还托他们带一封信到伦敦给他的女婿罗昌先生。后来罗昌先生收到他丈人的信之后，也寄了二十镑钱给他们。李祖鸿先生说：“康南海的赠金救济了我们途中的危险。……罗昌君的二十镑支持了我们不少的日子。……至于所赠的三十镑，我听见在君说，于南海先生逝世之前，他曾偿还一千元，以示不忘旧德。”
他们到了伦敦，当夜赶火车北去，到蔼丁堡见着吴稚晖先生，吴先生已给他们预备了住所。他们把他们的志愿和经济实况告诉了吴先生，吴先生替他们计划：他自己同庄文亚到利物浦（Liverpool）去过最刻苦的生活，因为庄家没有钱再接济他了。丁、李两人仍留在蔼丁堡学习英文，因为他们两家也许都还可以勉强筹点钱寄给他们。在三十多年后，祖鸿先生说：
在君和我所以不去〔利物浦〕，是恐怕那种〔最刻苦的〕生活不宜读书。若不读书，则不免失去了我们到英国来的目的。
在君自己也说：
我是1904年到英国去的。当时听见吴稚晖先生说英国留学有六百元一年就可以够用，所以学了几个月的英文就大胆的自费跑了出去。到了苏格兰方始知道六百元一年仅仅够住房子吃饭，衣服都没有着落，不用说念书了。（《苏俄旅行记》四，《独立》第一○七期）
吴稚晖先生一生宣传“留学”，往往用他自己能忍受的刻苦生活做标准，劝人往外国去留学。丁文江、庄文亚、李祖鸿三个青年“受了这种引诱”，做了吴先生的信徒，冒了大险，跑了出去。他们到了蔼丁堡，才明白“那种生活不宜读书”！吴先生自己陪了一位信徒到利物浦去过苦生活。剩下的两位信徒决心要在比较适宜的生活状态之下求点新学术，他们只好恳求他们家里寄钱来救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