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自幼好读诗，贪多而感触亦多，多欲言而未能已者。自信有偏嗜而无偏执。来浙江省通志馆后，初唯向馆长余越园（绍宋）师请益，后又多与编纂宋墨庵（慈抱）研谈。越公以衍文诗文皆不善作，作亦徒费力，而独称许评论诗文有只眼，尝以力超刘彦和、章实斋为勉。顾与越公论诗于古虽合，于唐宋已稍有离，于明清则异趋殊多，致断断争辩，幸不以为忤也。墨庵先生则于拙文《驳章实斋论文辨伪》极为激赏，又以拙诗多新意，尝为点窜多处，心甚感之。
“不学《诗》，无以言。”不读《诗经》，不知诗有繁富之源汇。顾仅诵《诗经》，仍不能写好诗也。或曰：《诗经》之作者，又何尝读诗，何以能写好诗也？曰：时不同也。巢树穴居，弓刀御敌，天造草昧，谁曰不宜；今欲守兹古拙，以有机械必有机心立说，宁不虑灾及其身耶，故艺之渐趋于巧，亦必然之势也。王船山等以《诗经》为后之诗人所不可及，实为过于尊经之说，未可信从也。
然《诗经》实为四言诗之极诣。后有作者，纵陶元亮亦未能及之。但苦文繁意少。就成熟而言，其诗虽具社会性与地方性，而无我之个性在焉。故《诗经》虽为源汇，而不能不有待于进化矣。
汉人创而为五言，一字之增，沾溉后世，迄今未废。四言之典则，乃归统于文。五言之纯朴，《古诗十九首》乃其极诣也。王世懋谓此乃五言之《诗经》，陆时雍《古诗镜》称之为“诗母”，然皆古之有心人为之也，故哀怨忧伤，而不失沉郁之味，此其所以难到也欤？
建安风骨，世重曹刘。谢灵运言子建有八斗才，世亦目为“绣虎”。以文章而论，固独步当时，而为诗实多疵累。刘彦和于《才略》篇谓“文帝以位尊减才，陈思以势窘益价”，锺嵘乃列曹植为上品，曹丕为中品，曹操为下品。而陆时雍则于子建有微词，而独美子桓，以其为“优柔和美，读之齿犹余芬，质如美媛，顾盼生姿”。王船山则更变本加厉，狠斥子建，称美子桓，以两人实有仙凡之隔。后毛先舒亦以“子桓风流猗靡，如合德新妆，不作妖丽，而自然荡目”云。而区区则生性粗率，故赏心所至，反在一世之奸雄。诵其诗，足以荡气回肠，一销胸臆之郁勃肮脏也。板桥道人《与江宾谷、江禹九书》谓“曹之丕植，萧之统绎，皆有公子秀才气，小乘也。老瞒《短歌行》、萧衍《河中之水歌》，勃勃有英气，大乘也”云云，则得吾心之同然矣。
后人于陈思，都颇推重其《野田黄雀行》。虽系有感而发，而设想未尽合情合理。尤以结句“飞飞摩苍天，来下谢少年”二语，则子非雀，安知雀之心战！梅圣俞谓诗有内外意，外意欲尽其象，内意欲尽其情。而此诗若捆加推敲，则两皆失之矣。
建安风骨，气体独尊，学之易粗。下逮晋宋，词多风韵。就发展而论，则题材已趋向多样性，诗家之个性化亦已完成。然学之易弱，而与平和之音，不得淆混也。
《诗品》言陆海潘江。又言陆机为晋代之英。《文中子?事君篇》谓“荀悦，史乎史乎，陆机，文乎文乎”，《晋阳秋》引张植语，谓“二陆乃今之诗伯”。近人章太炎亦谓晋代以陆机为最妙。而严沧浪则又以陆“独在诸公之下”，褒贬俱失其平，善乎《古诗镜》之论曰：“陆深而芜，潘浅而净。”则实获我心，盖于“才患太多”能转进一解也。
古诗文都自创自成，恒具性灵。东汉之辞赋杂文，甚且子部专着，悉多模仿。子云最称大家，时人虽有覆瓿之诮，而若疾虚妄之王仲任，亦称美之而无贬辞，而无有苏子瞻“以艰深文其浅陋”之斥也。细按其着，实乃巧用前人间架，任我施为，深具匠心，未可以迹取也。而诗之拟古而得者，则迟至晋陆士衡为有成，汉无有也。
《诗品》引汤惠休曰：“谢（灵运）诗如芙蓉出水，颜（延之）如错采镂金。颜终身病之。”后宋人亦以“至宝丹”讥王岐公（禹玉）诗。顾百宝流苏，用以装点门面，亦殊不易也。此吾论诗之所以有取乎温、李、西昆，亦好吴梅村、陈碧城，近亦善樊樊山、易实甫，虽知此非诗之极诣，而相题行事，涉及儿女私情者，舍乎此，岂尚有过之者哉！谢客之诗，其十世孙僧皎然称颂尤高，严沧浪亦谓其诗“无一篇不佳”。王船山《古诗评选》卷五更言“自有五言，未有康乐；既有康乐，更无五言”。似比李于鳞“唐无五言古诗”之语尤为偏激。然细按其诗，多有矫揉，且欠洁净者，谓之芙蓉出水，尚难契合也。
陶谢合称。初看则谢较令人注目，静观则陶最耐人寻味。《诗品》不重陶，杜老初亦不重陶，何大复且以“诗弱于陶”，是固于一时之诗风有关，实亦乃浏览之粗略所致。东坡“外枯而中膏，似澹而实美”之评，细审而后得者也；放翁“学诗当学陶”之语，晚而后悟者也。然皆已无及矣。盖彦和《体性》篇云：“夫才有天资，学慎始习，新梓染丝，功在初化，器成彩定，难可翻移。”诚不刊之论。故东坡和陶诗，人谓全然不类；放翁初时“但欲工藻绘”，继乃“诗慕雄浑苦未成”。再欲改弦，岂可得乎。故越园师谓余诗文无有可观，亦缘笔势已定，无可转移。窃思少小习帖，教师皆命临柳公权书，长而悔悟，然已难去此框架矣。诗文入手后之难于通变，毋乃类是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