朕即位之初，召允来京者，彼时朕垂涕向近侍大臣云：痛值皇考升遐大故，允不得在京，何以无福至此！应降旨宣召，俾得来京以尽子臣之心。此实朕之本意，并非防范疑忌而召之来也。以允之庸劣狂愚，无才无识，威不足以服众，德不是以感人，而陕西地方，复有总督年羹尧等在彼弹压，允所统者，不过兵丁数千人耳，又悉皆满州世受国恩之辈，而父母妻子俱在京师，岂肯听允之指使，而从为背逆之举乎！其以朕防范允，召之来京者，皆奸党高增允声价之论也。及允将到京之时，先行文礼部，询问见朕仪注，举朝无不骇异。及到京见朕，其举动乖张，词气傲慢，狂悖之状不可殚述。朕皆隐忍宽容之。朕曾奏请皇太后召见允，太后谕云：我只知皇帝是我亲子，允不过与众阿哥一般耳。未有与我分外更亲处也。不允。朕又请：可令允同诸兄弟入见否？太后方谕允。诸兄弟同允进见时，皇太后并未向允分外一语也，此现在诸王阿哥所共知音者。后允于朕前肆其咆哮，种种不法，太后闻知，特降慈旨，命朕切责允，严加训诲之，此也宫中人所共知者。允之至陵上，相去太后晏驾之前三、四月，而云太后欲见允而不得，是何论也？且何玉柱等云，太后因闻囚禁允而崩；马起云向伊妹夫达色又云，太后因闻塞思黑去见活佛而崩。
同一诬捏之语，彼此参差不一者如此。且塞思黑去西大同，在雍正元年二月，朕将不得已之情，曾备悉奏闻太后，太后是而遣之者，并非未请慈旨太后不知不允之事也。即允之命往守陵，亦奏闻太后，欣喜嘉许而遣之者，亦非太后不知不允之事也。雍正元年五月，太后升遐之时，允来京，朕降旨封伊为郡王，切加教导，望其省改前愆，受朕恩眷。后伊仍回陵寝地方居住。其间阿其那在京，塞思黑在陕，悖乱之逆日益显着。是其逆心必不可折，邪党必不肯散。而雍正四年，又有奸民蔡怀玺投书允院中，劝其谋逆之事，朕始将允召回京师拘禁之。是允之拘禁，乃太后升遐三年以后之事，今乃云太后因允囚禁而崩，何其造作之舛错至此极耶！
又马起云云，塞思黑之母亲自缢而亡。现今宜妃母妃，朕遵皇考遗旨，着恒亲王奉养于伊府中，而逆贼等以为昔年自缢，真鬼魅罔谈也。前康熙四十七年，圣祖皇考圣躬违豫，朕与诸医同诚亲王等，昼夜检点医药，而阿其那置若罔闻。至圣体大安，朕与之互相庆幸，而阿其那攒眉向朕言；目前何尝不好，虽然如此，但将来之事奈何？是阿其那残忍不孝之心，不觉出诸口矣。朕曾将伊不是处，对众宣扬羞辱之，而伊深为愧恨。今乃以六十年之进奉汤药，加恶名于朕，可谓丧尽天理之报复，无怪乎遭神明之诛殛也。至于和妃母妃之言，尤为怪异莫测。朕于皇考之宫人，俱未曾有一见面者，况诸母妃辈乎！七年来，如当年皇考宫中之人，即使令女子辈，若曾有一人在朕左右，朕实不对天日以君临兆庶也。又曾静供称，伊在湖南时，传闻皇上令浙江开捐纳之例，欲将银六百万两修造西湖为游幸之地。彼时为其所惑，今乃知皆奸党造作，毫无影响之语，无所不至。夫西湖所有昔年地方官盖造之行宫，朕尚皆令改作佛宇矣，而奸党云，欲捐纳银两修造西湖为游幸之地，不知出自何论。又三姓地方，有人造播流言：皇上在芦沟桥盖造官房，收往来客商之饭钱等语。朕因应试士子来京者，桥上查检行李，不免风雨露处之苦，是以特发帑金，盖造房舍，俾其住歇。令管理税务之人，到店验看应试文凭，即令放行。在士子辈既有投足之地，又可免奸商冒充应试之人，致于漏税之咎。
此朕之仁政，直省举子感恩颂德之事，而奸党以朕为欲收容商饭钱，作此等诬谤之语，实为可笑，亦可怪也。
阿其那、允缇纵酒无忌，而加朕以酗酒之名。阿其那等蓄心阴险，存倾陷国家之念，怀与皇考为仇之心，而反一一加之于朕。总因阿其那等平日之逆谋不遂，畜养匪类者久矣。播散讹言，分门立户，各各收买党羽，欲以蛊惑人之耳目，俾素蓄逆念之蠢动而起，然后快心，祖宗之社稷所不顾也。
夫加朕以凶暴恶名，其罪犹轻，独不念圣祖皇考六十余年之丰功懋烈，而作如此归结，岂为人子者所忍为乎！阿其那、塞思黑等之罪，实万死不足以赎矣。伊等之奸谋若此，目今败露者，即不胜其数，其他匪类邪党之听其驱使者，奚止数千百人！造作种种诬谤之语，已流散于极边远塞，则宇宙之内，乡曲愚人，为其所惑者，岂止曾静数人而已哉！即如三姓之协领华赉，身在地方，有稽查之责，乃伊将所见所闻，俱行隐瞒，不以入告。朕在九重大内，何由而知之？何从而究之？又何自而剖晰开示，使天下臣民共晓之？今蒙上天皇考俯垂默佑，令神明驱使曾静自行投首于总督岳钟琪之前，俾造书造谤之奸人一一呈露，朕方得知若辈残忍之情形，明日张胆将平日之居心行事，遍谕荒陬僻壤之黎民，而不为浮言所惑于万一。亦可知阿其那、塞思黑等蓄心之惨毒，不忠不孝，为天祖之所不容，国法之所难宥处。天下后世，亦得谅朕不得已之苦衷矣。此朕不幸中之大幸，非人力之所能为者，即此则曾静不为无功，即此可宽其诛矣。从来奸宄凶丑，造作妖言，欲以诬民惑众者，无时无之。即如从前妖言云：“帝出三江口，嘉湖作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