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这“山崩川竭”的传言到底是何等之事？
问曾静：旨意问你在湖南供称“山崩川竭，是传闻泰山崩四十里，至于川并未竭，因笔头不谨，弄文致诬”等语。这泰山崩四十里之说，影响全无，你将传说笔之于书，已极悖逆了，况川竭之事，并无传说，而遂连类。并及这“山崩川竭”，是何等之事，竟可以笔头播弄得么？乃仅以“不谨”二字，轻忽戏玩之词掩饰此罪，如何使得呢？但所闻必有所自，你须据实供出。
曾静供：“山崩”之说，虽有传闻，弥天重犯今日万死，记想个人不出。“川竭”之误，弥天重犯今日实实该死。盖寻常说话，犹庸言之谨，一涉不实，不惟于道理有碍。于心不能无愧，抑且当面受人诃责不小。此是何等重大的事情，如何可以轻易掠过，且以庶人小民之贱，而上议国家事体，即有实据，犹不免出位冒干之罪，况既复妄，虚中更虚。即此一项，已足粉骨莫偿了。而前供犹仅以“笔头不谨”，盖过是身陷于罪，而竟不自知其罪之大小轻重矣，今日省悟，万死何辞。
十二、“五星聚，黄河清”的瑞祥征兆到底是什么因缘？
问曾静：旨意问你，所着逆书《知新录》，内云“以大事看来，五星聚，黄河清，某当此时如何死得。天不欲开治则止，天欲开治，某当此机会，毕竟也算里面一个，求人于吴楚东南之隅，舍某其谁？等语。从古治乱之数，必上有桀纣之君，下有生世涂炭之祸，方可谓之大乱。曾静以我朝为夷狄，为匪类，然必为君者实有昏德，纪纲法度，一切废弛，方为否极之时。以今日海宇承平，万民乐业，以朝廷政事而论，虽不敢谓为至治之世，然苟有人心之识者，断无有诬为乱极。当治之时也。且自开辟以来，未有如曾静禽兽不如之人，而以”五星聚，黄河清“为”舍我其谁“。又云”当此机会“，所谓机会者，何所指？据实供来。
曾静供：弥天重犯许多该死该剐的话，今日反复省悟，也有个病根。盖缘自幼以来，讲解经书，讲到《孟子》”滕文公问为国“章说，那井田法制，心中觉得快活，私地暗想，以为今日该行。由是屡去问人，却无一人说今日行得。心下听着人说行不得，甚不快活。后看见吕留良此章书文评语，竟以为行得，且说治天下必要井田封建，井田封建复了，然后方可望得治平。遂不觉赏心合意，从此遂深信吕留良的话。且执着这个死法子，放肚里。因而看轻汉、唐、宋、明之治，大不及三代，妄以为井田不复，贫富不均，其余言治，皆非至道，乃猥不自量，敢以经济抱负，超越寻常。自许一闻”五星聚，黄河清“，遂疑此必是文明开始的机会，既遇文明开治的机会，必行井田复三代，欲行井田复三代，在当身自计，竭其驽骀，亦足备一时犬马之用，因而有舍我其谁之语。即所谓当此机会者，亦是望上之人用我，故曰求人于吴楚东南之隅，非是说弥天重犯当此机会，另生个别见也。只因谣言见闻，遂深疑皇躬主德未纯，所以狂悖，而有是举。及昨自湖南一路以抵京师，所历过之地数千里，无不家给人足，薄海内外，无不化行俗，美道德，政教修举，详明较三代之井田学校，更因时损益，已精益精，正礼明乐备之极，天开文明之盛，当此如是之道隆德至，治着功成。我皇上犹求治之念孜孜不遑，不肯一时一刻少懈。伏读谕旨，尚曰：不敢谓为至治之世。德隆心下，圣不自圣，一至于此，此所以无人感孚，瑞呈详见，”五星聚，黄河清“者，正为皇上道德纯全，超越千古，本朝治教休明，迈盛三代，大圣人兴起在位应也。况井田疆界，自秦以来，已荡废二千余年，封洫沟渠，皆不可考。而今日承平日久，平原旷土，各成旧业，以理势论之，迹必不可行。且天下人文蔚起，不知有几千几万贤良，才智深于治体，精于治法者，用之不尽，而弥天重犯山鄙无知，禽兽不如，乃谓”舍我其谁“，其不自量，一至如此，狂妄之罪，万死何逃。
十三、被曾静奉以为师的吕留良到底是何许人也？
问曾静：旨意问你，所着逆书《知新录》内云”近世晚村夫子学问足，本领济，大有为得“。又”生非其时，在今日似恰逢其会“等语。这吕留良自以其先世为前明之仪宾，不忘故国，而在本朝应试诸生，以天盖楼选刻时文，将本朝制科内名人之墨卷文稿刊板求利，致富不赀，乃包藏祸心，肆行无忌。实一反复无赖、卑污狂悖、叛逆之人，天地覆载所不容。今你乃奉为师法，心悦诚服，以为孔孟复生。你所谓吕留良之学问本领，从何处见得？吕留良之大有为，从何处知道？是你与吕留良必曾会晤，亲承指授，而信敬畏服，一至于此。且云”今日恰逢其会“，又是何解？可从实供来。
曾静供：圣人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又曰：”不知人则是非邪正莫能辨。“弥天重犯今日狂悖，一路错到底者，总因自家僻处山谷，眼孔小，见闻隘，胸次鄙陋，错认人故也。如这些话都是自家没识见讨人底里不着，遂妄意心悦诚服，奉以为师，不惟以为师，且以他为一世的豪杰。其实当时何曾晓得他的行径大有不好处。不过就语句言话上，见得与自家僻性相投合，遂不觉好之深。好之深，遂不觉信之笃。当时所谓学问本领者，妄意指他的说理明，论文精。谓他大有为者，期他得用，可行井田，复三代，从前谬妄信得他是如此。今日蒙圣恩开导点化，始晓得他的行事为人，到处不是。不特他当身大义背谬而已。从此回想，向日之信听他者，何啻陈相之悦许行，痛悔何及？至若谓亲承指授，实实没有。
他生在浙江，弥天重犯生在湖南，近广东界，相去有数千里，且弥天重犯是康熙十八年生，吕留良是康熙二十一年死，弥天重犯只有四岁，实未曾与他会晤。至于”恰逢其会“等语，是弥天重犯胸中先有他一段看轻后世之心，又有他一段错解《春秋》之意，加以元年匪类之说在耳，而又适值永兴县那两年大雨，数月不断，遂以为世道有不好处。此全是山僻无知的识见。直到旧岁奉拿到长沙，今岁又由长沙到京城，见得年丰时和化行俗美，太平有道，普天薄海皆然。方知圣人在位，政教修举，礼乐明备，直盛千古。从前满肚疑团，始得一洗落实。而吕留良之欺世盗名，大逆不道，蛊惑人心，为覆载难容处，弥天重犯亦了然明白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