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自动过渡论
熊彼特还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一书中攻击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他提出了资本主义将自动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论点。他断言：一旦经济进步使一切都非人身化和自动化了，无需人的作用了，创新本身降为例行事物了，那时企业家就因创新职能日弱、投资机会日渐消失而变得无用，“资本主义就将活不下去”，并将自动地进入“社会主义”。然而熊彼特所谓的“社会主义”，以及作为社会主义标志的“公有”和“公营”，实际上仍然是资产阶级的国有化和国营，根本没有改变或触动资本主义所有制。
当前熊彼特学说在西方学术界的影响有更大的扩展，特别是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受到西方更多学者的重视。
在知识和学科训练日益专业化和专门化的背景下，美籍奥地利人熊彼特（ＪｏｓｅｐｈＡｌｏｉｓ
Ｓｃｃｈｕｐｅｔｅｒ，１８８３－１９５０）综合地表述了自己关于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方面的思想，被称为是一个“不成学派的大师”。
《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是熊彼特生前发表的最后一本书，也是作者对社会主义这个主题几乎四十年思考与研究成果的总结。可以说，该书的成名在于他从精英角度切入，为解释经济变化和解决政治困境提出了新思路，即在经济领域以创新企业家（经济精英）的兴衰来解析资本主义经济的成败及社会主义的产生；在政治领域以精英的上下流动解决民主的困境。
以创新企业家的兴衰来解析资本主义经济的成败
熊彼特在书中对经济变化采用了一种比以前更为广阔的观察方法。他以“创新理论”为根据，提出了“资本主义将活不下去”，并且将自动进入“社会主义”的“过渡”理论。
熊彼特在早先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便提出了所谓“创新理论”。根据这学说，所谓“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社会上只有在采用新产品、新技术、新的生产方法和新的企业组织的情况下，即只有在实现“创新”或“革新”的发展情况下，才存在企业家和利润，才存在资本和利息；否则，在所谓“循环流转”的情况下，这一切都不存在。
熊彼特认为，
“资本主义”不过是生产力变革或技术变革的一种形式或方法，其“本质因素”是“创造性的毁灭”过程或“产业突变”。资本主义之所以“活不下去”，是由于企业家的“创新职能”日弱，“投资机会”日渐消失所致。他说，“企业家”的“这种社会职能的重要性早已在丧失之中，而将来它势必还要加速度地丧失下去……革新本身已降为例行事务了。”
“经济进步日趋于非人身化和自动化，机关和委员会的工作日渐代替个人的活动”。
“于是跟着就会发生一种多多少少静止的状态。本质上是进化过程的资本主义就要萎缩下去。企业家将无事可做。……利润，还有亦步亦趋的利率，将收敛到趋于零。靠利润和利息生活的资产者阶层将趋于消失。……一种非常清醒而稳重的社会主义将几乎自动地出现”。
“如果资本主义的进化‘进步’终止了，或者变得完全自动化了，那么产业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终将被贬为日常管理工作的工资。既然资本主义企业由于它自身的成就趋向于使进步自动化，我们可以由此做出结论：它趋向于使自己成为多余的东西它会被自己的成就压得粉碎。……而且最后也会撵走企业家，并剥夺整个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真正开路人不是宣扬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或煽动家，而是范德比尔特门，卡内奇们和洛克菲勒们”。
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可以分为三种形式：１。成熟状态下的社会主义化，２。不成熟状态下的社会主义化，３。变法前的社会主义政策。在这三种形式中，熊彼特赞扬并主张所谓“成熟状态下”的和平过渡，也赞同在变法前实行实质上是资产阶级国有化的所谓“社会主义政策”，而反对所谓“不成熟状态下”的革命转变，把它描述为“极端恐怖的”。他说：成熟状态下和平过渡的社会主义，将“及时实现它的蓝图中所固有的一切可能的卓越成就”，而国有化的“社会主义政策”，亦可免于各种束缚以及财政上或其他方面的负担。总之，熊彼特认为，“在资本主义体制范围内的逐步社会主义化，不仅是可能的，甚至是最明显的可以指望的事情”。
以精英的上下流动解决民主的困境
古典意义的民主理论是共和式的，强调“人民的意志”（来源）和“共同的善”（目的）。希腊城邦与罗马共和国的政治中，公民资格仅限于有产有闲阶级，而农民、商人、工人和奴隶因忙于生产，无暇于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活动，从而不够公民资格。随着疆土扩大、人口的扩展和政治权利的普及，公民量多而又质庸。在这种新社会结构下，沿用古典民主政治模式导致了古斯塔夫·勒庞在《乌合之众》中所描述的状况（暴民政治）。鉴于现实存在的民主与古典民主理论之理想之间的巨大差距，熊彼特开始对民主概念和理论进行整体性重写。“由约瑟夫·熊彼特，罗伯特·达尔和西摩马丁·李普赛特这些学者所促进的对民主理论的理论性修改体现了一种传统自由主义怀疑式的精致社会学版本。古典自由主义作家德·托克维尔和Ｊ.Ｓ。密尔从没走这么远，去试图重新定义民主的恰当观念以与他们自己的渴望相符。这个大胆的事业留给了２０世纪的社会学理论家”。
作为马克斯·韦伯的学术传人，熊彼特“强调以一种程序方法”来认识民主。他认为，民主是政治精英竞取权力和人民选择政治领袖的过程，民主的标志是选举。政治精英掌握政治权力，但其合法性源于人民的选择。他给民主下的定义是：“民主的方法是为了做出政治决定而做的制度上的安排。在这种制度下，想获得决策权的人要在人民的选举中通过竞争而产生”。通过这种重构，熊彼特把民主程序与强有力的权威性统治的实体巧妙地结合在一起，这不仅符合现代国家中以复数政党之间的政策比赛和选举斗争为基础的议会政治的现实，还可以满足社会合理选择英明领袖的需要。
战后，西方学术界围绕熊彼特的概念展开了热烈的争论，结果是越来越多的理论家采取了程序民主概念。到７０年代，争论过去了，熊彼特的定义被普遍采纳。理论家们越来越注意区分唯理论的、乌托邦主义的、理想主义的民主定义与经验主义的、描述性的、制度的、程序的定义。这个定义甚至在非西方国家也产生了广泛影响。
对熊彼特的精英民主理论存在一些有分量的批评，首先是议会政治的批判者们对熊彼特所表述的民主竞争机制的正当性以及怎样才能更好地处理人民与职业政治家之间的关系都一致感到不满。例如麦克弗森对熊彼特模式的指责就很有典型性。他认为，熊彼特模式导致一个政治商品的卖方市场（供不应求）这样人数有限的议员们不仅可以决定交易价格和供求关系，甚至还有本事创造出顾客（选民）需要来，因此，难以形成真正的竞争机制。换言之，一种卡特尔结构（议员之间相互串谋操纵政治市场）罩住了选举和院外活动，使新人竞选的政治资金价码不断攀升。
其次是共和主义与社群主义的批评。由于熊彼特的民主理论强调一种可以验证的程序方法，深深地留下了行为主义政治学的烙印。在这里，民主的本质只剩选举，普通公民的个人行为变得无足轻重，原先古典共和式民主所要求的公民才能和美德被抛在了一边、抛进了私人领域，不再成为公共性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