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某小县城一家肮脏的小饭铺里，村长谢尔玛靠一张桌子坐着，正在吃一盆油腻的粥。他不住吃着，每吃完三匙粥就喝下“最后一杯酒”。
“就是嘛，我的好人，农民的案子很难办！”他对小饭铺老板说，在桌子底下扣上他那些不时松开的纽扣。“是啊，老兄！农民的案子复杂得很，连俾斯麦也应付不了。要办这种案子就得有特别的头脑和才干。比方说，为什么庄稼汉都喜欢我？为什么他们象苍蝇似的追着我不放？啊？我能吃带油的粥，别的律师却连油星都沾不着，这是什么缘故？这都是因为我有才气，有本事。”
谢尔玛喘吁吁地喝下一杯酒，尊严地伸直肮脏的脖子。这个人不单是脖子脏。他的手、衬衫、裤子、餐巾、耳朵……一概都脏。
“我不是有学问的人。何必说假话呢？我没有在大学毕业，不象学者那样穿礼服，可是，老兄，我可以不必谦虚，也不必惩办地对你说，象我这样精通法律的人，你在一百万人当中也找不到一个。那就是说，斯科平的案子我没审过，萨拉·别凯尔的案子我也没办过，可是要讲办农民的案子，那末任什么辩护人，任什么检察官，……任什么人都不是我的对手。真的。只有我才能办农民的案子，别人都不行。哪怕你是罗蒙诺索夫，你是贝多芬，可要是你没有我这种才气，那你顶好别来干这一行。比方就拿烈普洛沃村的村长那个案子来说吧。你听说过这个案子吗？”
“没有，没听说过。”
“那个案子真妙，很要点手腕！普列瓦科都会栽跟头，可是我一办，就马到成功了。是埃……离莫斯科不远，老兄，有个造钟厂。那个工厂里，我的好人，有个工长是我们烈普洛沃村的农民叶甫多吉木·彼得罗夫。他在那儿已经干了二
十来年。要是看他的身分证，那他当然是庄稼汉，穿树皮鞋的乡巴佬，可是论他的外表，那可跟庄稼汉大不一样。他在这二十年里入了上流，体面得很。你要知道，他身上穿着花呢的衣服，手上戴着戒指，整个肚子上绷着一条金表链，叫人走近不得！他完全不象个庄稼汉了。可不是，我的老兄！一
年挣一千五的工钱，厂里供房子，供伙食，老板跟他称兄道弟，所以他身不由己，当起老爷来了。他那副相貌，你知道，也真那个，”说话的人喝下一口酒，“……也真威严。只是，我的老兄，这个叶甫多吉木·彼得罗夫忽然心血来潮，要动身到家乡，也就是到我们的烈普洛沃村去住一阵子。他本来过得挺好，可是忽然想回家乡了。造钟厂里的生活赛过蜜，这个工长似乎没有什么发愁的事，可是，你知道，家乡冒烟了。
就算你到美国，发了大财，可你还是会惦记你这个小饭铺。他，这个好心人，也就是这样思念故乡。是埃他就向老板请一
个星期假，坐上车走了。他回到烈普洛沃村里。他头一件事就是去看望他的亲戚。他说：‘从前我在这儿住过。喏，我父亲在这儿放过牲口，我也在这儿睡过觉，’等等，……一句话，他回想小时候的情形。嗯，他少不得也夸几句口：‘你们瞧见了吧，老兄！当初我跟你们一样，也是个穿树皮鞋的，后来靠劳动，靠流汗，入了上流，有了钱，衣食饱暖了，’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