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介绍]张惠言（1761—1802），字皋文，江苏武进人。清嘉庆嘉庆四年（1799）进士，任实录馆篡修，后官编修。著作有《周易虞氏义》、《茗柯诗文集》等。他在文学观点上很看重作家的品德修养，他说：“文章末也，为人非表里纯白（言行纯洁一致），岂足为第一流哉！”
张惠言在散文和诗词方面，都有较大的建树。他是阳湖派古文和常州词溜须拍马的创始人，对于清代中叶以后文学的发展，有相当广泛的影响。
[说明]清代初期的词，主要走的是南宋姜夔、张炎的路了。讲究选字练句，合律典雅；风格上要求清秀、婉约。由于浙江秀水人朱彞尊大力提倡这一派的词，并选《词综》一书贯彻他的主张，在当时词坛占据统治地位，便名为“浙派。”这一派词发展到清代中、后期，内容趋向空虚狭窄，毫无生气，出现很大流弊。张惠言看到这点，力图挽回颓风，于是另选唐、宋两代词四十四家，一百十六首，名为《词选》，去取较为严格。
《词选序》就是说明他对词的看法的一篇重要文字。在这篇序里，张惠言首先肯定词在文学上的地位，不是“小道。”他引《说文》“意内而言外”一语来说明词的含义原是要求有深厚的寄托，它的内容应当是“道贤人君子幽约怨剧不能自言之情”，它的艺术应当是“低徊要眇以喻其致”，因此词也就能够“与诗赋之流而同类而讽诵了。”他的这些主张就是针对浙派倡导“清空”“醇雅”的一偏之见而发的，这对当时和后来的词风都有一定的影响。
《词选》对于词人的选择很苛刻，有些著名词人如吴文英也不能入选。序中表达了选者对唐、宋词人的评价：推崇温庭筠对词的贡献；把豪放派的苏赋、辛弃疾与婉约派的周邦彦、姜夔等并列，称赞他们“渊渊乎有其质焉”；批评柳永、吴文英等人“荡而不反，傲而不理，枝而不物”的缺点。这在当时都是比较深刻的独到见解
常州词派
常州词派是继阳羡派，浙西派以后起而代之的词派，创立于嘉庆，大倡于道光，影响所及，直到现代。创始人是张惠言、张琦兄弟。以后，周济继承并发展了张惠言的词论，完成了常州派词学理论从框架到系统的演进过程，为常州词派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常州词派的中坚人物有：恽敬、钱季重、丁履恒、陆继辂、左辅、李兆洛、黄景仁以及后继者董士锡、周济、谭献、陈廷焯、况周颐等。
常州词派，以其词学理论著称于世。其词论代代相传，并且后来居上，后出转精。形成了特色鲜明的词学理论体系。
常州派词论，开山祖是张惠言。他在《词选序》中系统地阐述了他的词学主张。这是一篇纲领性的词学论文。清江顺治《词学集成》卷一评论说，张惠言词论“高出流辈，发前人所未发”；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一评论说“张氏（惠言）《词选》，可称精当，识见之超，有过竹垞十倍者，古今选本，以此为最。”
竹垞，是朱彝尊的号。他创立的浙西词派在康熙、雍正年间曾领袖词坛，直至乾隆、嘉庆时还颇有影响。浙西词派的宗旨是标举醇雅，推崇甫宋姜夔、张炎。朱彝尊在《词综发凡》中说：“世人之词，必称北宋，然词至南宋始极其工，至宋季而始及其变，姜尧章（夔）氏最为杰出。”他认为姜夔、张炎代表了南宋醇雅的词风。朱彝尊最讲究声律词藻，偏重形式技巧。他在《紫云同序》中说：“词则宜于宴嬉游乐，以歌咏太平，此学士大夫并存而不废也。”“歌咏太平”，即歌咏所谓“康乾盛世。”浙西派是伴随着“康乾盛世”而风靡词坛的，到了嘉庆、道光年间，国势由盛转衰，社会动荡不宁，忧患意识笼罩朝野。浙西派“歌咏太平”的醇雅词风衰颓，流弊日渐暴露。金应圭在《词选后序》中说：
“近世为词，厥有三蔽：……揣摩床第，污秽中篝，是谓淫词，其蔽一也。猛起奋未，分言析字，诙嘲则徘优之未流，叫啸则市侩之盛气，……是谓鄙词，其蔽二也……连章累篇，义不出乎花鸟；感物指事，理不外乎酬应，虽既雅而不艳，斯有句而无章，是谓游词。其蔽三也。”
金“序”历数当时同家之失，指出上述“三蔽”，足使词风颓废，词格日卑。这是浙西派后期词论家力纠其弊而无法改变的。因此，“塞其下流，导其渊源”的常州词派应运而生了。
常州派词论，推尊词体，上比风骚，以比兴寄托为作词与说词的方法，主张“意内言外”，以深美闳约为准的，既开途径，又标宗旨，奠定了常州词派的理论基础。全应圭于《词选后序》归纳为“尊词体，崇比兴，区正变”三个要点。清末张尔田在《疆村遗书序》中评论说：“张皋文氏起，原诗人忠爱悱侧，不淫不伤之旨，《国风》十五导其归，《离骚》二五表其洁，剪摘孔翠，澡渝性灵，崇比兴，区正变，而后倚声者人知尊体。”金应圭、张尔田均明确指出，张氏《词选》尊词体，崇比兴，区正变诸要点，是常州派词论的开派绪论，后世各时期的常州派词论家均把它奉为家法。
张惠言是在常州的学术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学者和作者，其经世意识和政治意识都比较强烈。他生活在“康乾盛世”以后的乾嘉年间。这时候的大清帝国，国势退落，衰象日显。张惠言期望克除社会积弊，达到“民富国强”，他对于文人埋首书卷、不问世事，或专意繁琐考据而迷失大义的积习不满，要求学问与世用相结合。他在《毕训咸咏史诗序》中说：“古之为学，非博其闻而已，必有所用之；古之为文，非华其言而已，必有所行之。”张惠言论词重“意”正是他上述处世态度的反映。其目的是为了增强词的思想内容发挥词的政治教化功能，以尊词意而尊词体。
号称词学中兴的清代，主要流派是浙西、阳羡（宜兴）、常州三派。浙西派标举姜（夔）、张（炎）醇雅清空，以朱彝尊、厉鄂为代表，康熙、雍正年间曾盛极一时；阳羡派崇尚苏（轼）、辛的豪放，以陈维崧为领袖，也曾风靡当世。然而，浙西派的末流，因一意讲求醇雅清丽而逐渐流于浮薄空疏；阳羡派的末流因一意讲求激昂豪放而逐渐流于叫嚣粗率。而且，浙西、阳羡两派始终没有建立起完善的理论体系。常州词派则于前两派逐渐衰敝之际乘时而起，而且以其有系统的词学理论著称于世，成为清代词作、词论一大宗支。嘉庆、道光以后，词人、词论几乎无不在常州派的影响之下。光绪年间，江阴缪荃荪编辑《国朝常州词录》三十一卷，收常州词人498家词3110首，还不包括非常州籍的常州派词人及其作品，可见常州派声势之盛。
常州派词论从张惠言、张琦兄弟编辑《词选》一书起，“尊词体，崇比兴，区正变”，既开途径，又标宗旨，奠定了常州词派的理论基础。董毅编《续词选》，周济编著《介存斋论词杂著》、《词辨》及《宋四家词选》、常州派词论得以修正、补充而发扬光大。以后，如：宋翔凤的《香草词自序》、丁绍仪的（听秋声馆词话》、蒋敦复的《芬陀利室词话》、江顺治的《词学集成》、谭献的《复堂词话》、谢章铤的《赌棋山庄词话》、陈廷焯的《白雨斋词话》、沈祥龙的《论词随笔》、张德瀛的《词微》以及况周颐的《惠风词话）等，无不受常州派词论的影响，他们也乐意自称“常州派。”晚清词坛大家王鹏运、朱祖谋等也都自认为常州派。所以龙榆生曾评论说：“常州派继浙派而兴，倡导于武进张皋文（惠言）、翰风（琦）兄弟，发扬于荆溪周止庵（济），而极其致于清季临桂王半塘（鹏运）、归安朱疆村（祖谋），流风余沫，今尚未全衰歇。”可见常州词派影响之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