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中不宜有细注脚。一题既立，流连往复，无非题中情事，何必更注？若云时事之有关系者，不便直书题中，亦不应明注诗下；且时事之有关系者，目前人所共知，异代史传可考，又何必注？若寻常情事，无关重轻，而於题有合者，非注不明；既云於题有合，自应一目了然，又何须注？若云於题无甚关合，注解正所以补题，此即牵强凑泊之谓也，乌足云诗？
用事选料，当取诸唐以前，唐以後故典，万不可不入诗，尤忌以宋、元人诗作典故用。
康熙己卯、庚辰以後，一时作者，古诗多学韩、苏，近体多学西昆，空疏者则学陆务观，浸淫濡染，三十年其风不变。究之徒有其貌，古人精神所在，正未尝窥测及之。然风雅道丧，犹未极也。近有作者，谓《六经》、《史》、《汉》皆糟粕陈言，鄙三唐名家为熟烂习套，别有师传，另成语句，取宋、元人小说部书世所不流传者，用为枕中秘宝，采其事实，摭其词华，迁就勉强以用之，诗成多不可解。令其自为疏说，则皆逐句成文，无一意贯三语者，无一气贯三语者。乃僴然自以为博奥奇古，此真大道之波旬，万难医药者也。但愿天地多生明眼人，不为其所迷惑，使流毒不远，是厚幸矣。
古人於事之不能已於言者，则托之歌诗；於歌诗不能达吾意者，则喻以古事。於是用事遂有正用、侧用、虚用、实用之妙。如子美《荆南兵马使太常卿赵公大食刀歌》云：“万岁持之护天子，得君乱丝为君理。”此侧用法也。刘禹锡《葡萄歌》云：“为君持一斗，往取凉州牧。”此虚用法也。李颀《送刘十》云：“闻道谢安掩口笑，知君不免为苍生。”此实用也。李端《寻太白道士》云：“出游居鹤上，避祸入羊中。”此正用也。细心体认，得其一端，已足名家，学之不已，何患不抗行古人耶！
孟东野集不必读，不可不看。如《列女操》、《塘下行》、《去妇词》、《赠文应道月》、《赠郑鲂》、《送豆卢策归别墅》、《游子吟》、《送韩愈从军》诸篇，运思刻，取迳窄，用笔别，修词洁，不一到眼，何由知诗中有如此境界耶？
所谓“语不惊人死不休”者，非奇险怪诞之谓也，或至理名言，或真情实景，应手称心，得未曾有，便可震惊一世。子美集中，在在皆是，固无论矣。他如王昌龄“奸雄乃得志”一篇云：“一人计不用，万里空萧条。”千古而下读之，觉皇甫郦之论董卓，张曲江之判禄山，李湘之策庞勋，古来恨事，历历在目。寻常十字，计关宗社，非惊人语乎？李太白之“秦人相谓曰：吾属可去矣。一往桃花源，千春隔流水”。以史中叙事法用之於诗，但觉安祥妥適，非惊人语乎？刘禹锡之“风吹落叶填宫井，火入荒陵化宝衣”，李商隐之“於今腐草无萤火，终古垂杨有暮鸦”，不过写景句耳，而生前侈纵，死後荒凉，一一托出，又复光彩动人，非惊人语乎？韦应物之“欲持一瓢酒，远慰风雨夕。落叶满空山，何处寻行迹”。高简妙远，太音声希，所谓舍利子是诸法空相，非惊人语乎？若李长吉，必藉瑰辞险语以惊人，此魔道伎俩，正仙佛所不取也。
要之作诗至今日，万不能出古人范围，别寻天地。唯有多读书，镕炼淘汰於有唐诸家，或情事关会，或景物流连，有所欲言，取精多而用物宏，脱口而出，自成局段，入理入情，可泣可歌也。若舍此而欲入风雅之门，则非吾之所得知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