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我丢掉了工作——或者说辞去了工作。或丢掉，或辞去，其实两者兼有。无论如何，我改做兼职已经有一阵子了，一周去一次出版社，部分工作内容是写信、打电话和开会；其余时间则在家里编稿子。
离职是个好主意，理由有二。其一，我已经写了四部小说，所有人都清楚写作是我的主要工作。优先次序的问题——一个人怎么能同时编辑和写作——在我看来，既奇怪又可以想见；这就好像“一个人怎么能既教书又创作？”“一名画家、雕塑家或者演员怎么能既干自己的工作又指导别人呢？”不过在许多人看来，这种编辑加写作的组合是相互冲突的。
第二个理由没有第一个那么暧昧。我编辑的图书没有挣到大钱，尽管那时候的“大钱”和今天的大钱不是一个概念。我的作者阵容在我看来十分壮观：才华横溢的作家（托尼凯德班巴拉（Toni
CadeBambara）、朱恩乔丹（JuneJordan）、盖尔琼斯（GayleJones）、露西尔克利夫顿（Lucille
Clifton）、亨利仲马（HenryDumas）、列昂福雷斯特（LeonForrest））；有独到见解、掌握第一手研究资料的学者（威廉辛顿（William
Hinton）的《神幡》（ShenFan）、伊凡范塞蒂玛（IvanVanSertima）的《他们在哥伦布之前到来》（TheyCameBefore
Columbus）、卡伦德克劳（KarenDeCrow）的《男性至上主义者审判》（Sexist
Justice）、钦韦祖（Chinweizu）的《西方和我们》（TheWestandtheRestof
Us））；急于创造记录的公众人物（安吉拉戴维斯（AngelaDavis）、穆罕迈德阿里（MuhammadAli）、休伊牛顿（Huey
Newton））。我每发现一本我认为需要做的书，都能找到作者来写。我的热情引起一些人的兴趣，却为另一些人所忽略，这都反映在无关紧要的销售数字上。我也许错了，但即便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寻找畅销作者的重要性仍然超过了编辑书稿或扶持不知名和过了气的作者。不用说，我说服自己，应该像一名成熟的作家一样生活了：靠版税谋生，专事写作。我不知道这个说法来自哪本漫画书，但是被我掠美了。
终于做完了最后一天的工作；几天之后，我坐在我家门前伸进哈得逊河的码头上，开始感到急躁，而不是预期中的平静。我把我所有的问题筛了一遍，没有发现任何新的或者紧迫的问题。我想像不出是什么意想不到的东西在搅扰这如此完美的一天，眼前的河流是如此宁静。我没有任何议事日程，就算电话响了我也听不见。然而我听见了自己的心跳，像匹小马一样在我胸膛里驰踏而去。我回到家里细细品味这种忧虑甚至恐慌。我知道恐惧的滋味；这次不一样。然后我就豁然开朗了：我感到幸福，享受着从来没有过的自由。这种感觉太离奇了。不是狂喜，不是满足，不是过度的欢愉或成就感。是纯粹的喜悦，一种确定的对游手好闲的预期。进入《宠儿》。
我回头想，是思想解放的冲击令我想去探究“自由”可以对女人意味着什么。20世纪80年代，辩论风起云涌：同工同酬，同等待遇，进入职场、学校……以及没有耻辱的选择。是否结婚。是否生育。这些想法不可避免地令我关注这个国家的黑人妇女不同寻常的历史——在这段历史中，婚姻曾经是被阻挠的、不可能的或非法的；而生育则是必须的，但是“拥有”孩子、对他们负责——换句话说，做他们的家长——就像自由一样不可思议。在奴隶制度的特殊逻辑下，想做家长都是犯罪。
这个想法太迷人了，但是深究细察把我彻底淹没了。如何召集能够表现这种逻辑所激发的智力和残忍的人物，完全超出了我的想象，直到我记起我工作时曾经出版过的一本书。《黑人之书》（The
Black
Book）中的一张剪报概述了马格丽特加纳的故事：她是一个逃脱奴隶制的年轻母亲，宁可杀害自己的一个孩子（也企图杀死其余几个，未遂）也不愿让他们回到主人的庄园去，因而遭到逮捕。她于是成为反抗《逃亡奴隶法》——该法律规定可以强行将逃亡奴隶归还主人——斗争中的一个着名讼案。她的神志清醒和缺乏悔意吸引了废奴主义者和报纸的注意。她的确是“一根筋”，而且从她的见解可以判断出，她有这种智力、这种残忍，以及甘冒任何危险争取在她看来必需的自由的意愿。
历史中的马格丽特加纳令人着迷，却令一个小说家受限。给我的发挥留下了太少的想象空间。所以我得发明她的想法，探索在历史语境中真实的潜台词，但又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史实，这样才能将她的历史与关于自由、责任以及妇女“地位”等当前问题联系起来。女主人公将表现对耻辱和恐惧不加辩解的坦然接受；承担选择杀婴的后果；声明自己对自由的认识。奴隶制强大无比，黑人在其中无路可走。邀请读者（和我自己一起）进入这排斥的情境（被隐藏，又未完全隐藏；被故意掩埋，但又没有被遗忘），就是在高声说话的鬼魂盘踞的墓地里搭一顶帐篷。
我坐在门廊的秋千座上摇晃着，看巨大的石头堆积起来，承受河水偶起的波浪。石头上面是一条穿过草坪的小路，到树丛庇荫下的一个硬木露台那里就断了。
她从水里走出来，爬上石头，倚靠在露台上。漂亮的帽子。
所以，她从一开始就在那里，除了我，所有人（书中人物）都知道——这个句子后来变成了“房子里的女人们知道”。故事里最核心的人物应该是她，被杀害的人，而不是那杀人的人，是失去了一切而且完全没有发言权的人。她不会在外面游荡；她必须进入房子。一座真正的房子，不是一间小木屋。一座有地址的房子，自由黑奴们独自居住的房子。这座房子没有厅，进入它或进入小说都没有“铺垫”。我希望读者遭到绑架，被无情地扔进一个陌生的环境，这是与书中人物分享经历的第一步——一如他们，从一个地方被抢到另一个地方，从任何地方被抢到任何另一个地方，没有准备，猝不及防。
给这座房子命名很重要，但是要与“甜蜜之家”或其他庄园命名的方式不一样。不应该有形容词暗示它的舒适、宏伟，或宣称它不久前还是一座贵族的大宅。只有门牌号来标志这座房子，同时它将与一条街道或一座城市区分开来——也与周围其他黑人的房子区分开来；这让它有一丝暗含的优越和骄傲，自由黑奴们会因拥有自己的地址而感到的骄傲。不过这座房子有自己的个性——我们称之为“闹鬼”，因为它的个性是喧嚣。
为了让奴隶生活经验更为亲近，我希望能有一种一切尽在掌握而又频频失控的感觉贯穿始终；日常生活的秩序和平静将遭到粗暴破坏，让位于饥渴的死者制造的混乱；遗忘的巨大努力将受到绝地求生的记忆的威胁。将奴隶制还原成一种个人体验，语言决不能成为障碍。
我苦心经营着那个码头上的瞬间、欺骗的河流、对可能性的直觉、猛烈的心跳、孤独、危险。还有那个戴着漂亮帽子的姑娘。然后聚焦。